創建良好的補習文化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4月14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
art/20100912/14441845

    今年3月，傳媒揭發有接送中心違規經營補習活動多年，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教靑局發出新聞稿回應事件，表示會加大罰則，並硏究將託管中心及接送中心等服務納入發牌範圍，以期更有效行使執行權及監管權。又特別提到近3年發現近70間懷疑進行無牌補習活動的場所，並對其中30間場所依法作出處罰。

    數字反映被揭發的個案確實只是“冰山一角”，在殷切的市場需求下，違規經營補習活動或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無牌而不受監管，其潛藏的集體衛生事故、重大災難事故、教育方法長期失當影響學童健康成長等三大危機，應促使各方盡快尋求解決之法。

    教靑局的網站顯示，目前已具執照的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即坊間所稱的“補習社”）有250所，連同“同時同地使用人數為六人，全日累計人數不超過二十人”而只需作登記的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118所，同類機構合共有368所。

    無牌經營補習活動大量存在，顯示相關教育市場龐大。有些家長為求方便，不在意所報機構是否具執照，甚至明知對方不具執照，只要把孩子“照顧好”，也就接受了。由此引伸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教育議題；當然也不僅僅依靠修改法例加強罰則，再配以嚴厲執法就能圓滿解決。問題反映了近年澳門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力資源緊張，雙職工家庭、輪班工作家庭越來越普遍，對託管、接送、膳食、補習等社會輔助教育服務的需求越來越殷切。而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步履，也使以華人社會為主體的澳門愈加重視和緊張下一代的教育，爭入傳統優質學校、課餘補習文化盛行和琴棋書畫樣樣要學，就是最好的例子。

    再者，近年本澳新生人口正在回升並保持穩定，非高等正規教育階段的學生總人數未來幾年將會在現時七萬人的基礎上逐年增長（中學會先減少後增加），對補習的需求也會日漸增加。也就是說，以提供託管、接送、膳食、補習等輔助教育服務的各類“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在可見的未來還會陸續增加。

    無牌經營潛藏的集體衛生事故和重大災難事故固然令人擔心，教育方法長期不當，例如高壓甚至體罰教學，只顧應試而忽視孩子的全人發展，所帶來的結果雖不是立竿見影，傷害卻不比前兩者輕。教靑局早在2007年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開展“澳門補習班、督課班與關聯服務的現況及影響硏究”，探討補習活動在澳門的情況及影響，並提出改善教育政策的建議。

    補習文化盛行其實是對學校教育的反諷，補習旣然已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與其“批判”其弊，不如好好思考發揮其利，引導相關行業建立良好的行業倫理和專業守則，使之眞正做好正規學校教育的“輔助者”角色。簡化發牌要求和加重無牌罰則，兩者軟硬兼施，方是杜絕無牌經營的兩全策略。

《私立學校通則》第二輪諮詢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3月17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newhope.com.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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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靑局為落實《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相關規定，去年啟動《私立學校通則》的立法諮詢工作。第一輪諮詢以“政策構思簡介”的方式，已於同年四月完成，並在十月公佈諮詢總結報吿。在此基礎上，教靑局於今年三月以草案諮詢文本方式開展第二輪諮詢工作，諮詢期至四月廿九日屆滿。

    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以積極的態度參與教育事務，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一方面通過法律、法規、指引、基本學力要求和各種規範性文件，加強對教育的監督、導向和管理。《私立學校通則》關係到澳門私立學校的管理體制和教育的長遠發展，是繼《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和《私立學校教學人員職程框架》後，對澳門私校發展尤其重要的法律文件。

    《通則》雖然主要規範辦學實體、校董會、校長、人員編制、學校開辦、運作、管理、關閉、收費等重大事項，與學校高層人員直接相關，似乎與基層教職工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有關規定卻影響到廣大的教學人員、學生、家長和校友的福祉，關係到澳門教育的長遠健康發展。所以，《通則》應該受到教育界人士更多的關注。

    綜觀第二輪諮詢文本，教靑局在整合第一輪諮詢意見的基礎上作了一些調整，對於未能接受的意見也作了解釋性回應，不同持份者從中或會有不同的解讀。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尤其關注校董會的組成與職權、學校人員編制的準則、學生規章的訂定、對辦學實體與學校的監察和處罰制度等。

    以校董會為例，草案文本有些規定相當好，例如：校董會成員的職務支出不納入學校的開支內，校長由校董會委任並向校董會負責，辦學實體本人或其代表，及校董會主席不可擔任校長一職等。但有部分條款（例如對校董會的組成等）卻有欠清晰，甚至有迴避《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相關規定之嫌。

    《綱要法》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學校的管理應確保教學人員、學生、家長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參與。”

    《綱要法》是澳門教育的基本大法，《私立學校通則》的精神和內容必須符合《綱要法》的相關規定。將來澳門各私立學校的校董會將不再是諮詢性質或榮譽性質的組織，而是具有委任校長、決定校政、審議賬目等的實際權限，是專業的教育管理機構，其成員在享有“校董”榮譽的同時，還得履行相應的義務和相當的法律責任。

    構建“學校共同體”，讓教職員工、學生、家長和校友等持份者參與學校管理和決策，是全球教育發展的趨勢。是故，《私立學校通則》應貫徹《綱要法》的精神和內容，列明校董會應包括教職員工、家長和校友等當然代表，以保障多元參與。由於現時的諮詢草案沒有對校董會的人數設立上限，故相信即使加入相關代表，也不會影響辦學團體通過校董會落實對學校的管理。

    以上只是一個例子，《私立學校通則》的內容關乎每一所學校的發展，期待社會各界，尤其是前線教師提供諮詢意見。

師生比與班師比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3月03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panoramaaz.com/educa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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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特區成立以來，政府透過各類政策措施的推行，使各教育階段的班級規模向小班化的方向邁進。但十多年來，學生數目不斷減少，班級數目卻基本維持，服務的教師人數則不斷增加。目前，約有5,400多位專業教師分別在2,400個班中教育69,000多位學生。

    受上述政策措施推動，以小學及初中教育階段為例，每班學生人數分別從特區成立初期的平均45人一班，逐步減少至近年的平均每班30人左右。同時，小學及中學教育階段的師生比，亦從初期的分別1:30和1:23，逐步下降至近年的1:13左右。

    上述的教育數字，令筆者想起早年任教中學期間，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個班有近60人。可以想像，那個時期的課堂並不容易開展一些有助學生進行協作學習的教學模式；小組學習受制於班級人數太多，效果並不理想。同時，亦由於小組學習需要更多的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討論和互動，因此，大多數的老師只能傾向採用單向傳授的教學模式，老師在講壇上板書要點，同學在台下抄寫筆記；老師在講壇上講解內容，同學在台下理解學習。當然，單向傳授的教學模式有助學生直接地掌握學習內容，但卻忽略了不同學生建構知識過程的各種差異。

    另一方面，班級人數較多，亦不利老師在課堂上及時掌握不同學生的學習狀況，因此，頻繁的紙筆測驗和考試成為老師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的唯一途徑。筆者當年最多曾任教13個班，單是一次的測驗，就要批改近800份的測驗卷，為了便於“處理”，很多時候都會避免設計太多需要學生分析、綜合等類型題目，於是，塡充、選擇這類較易“處理”的題型就成為每次測考的核心環節。亦由於此，在成績導向的背景下，無論教師的教還是學生的學，很容易走向偏重低層次的認知學習，從而出現注重所謂“死記硬背”的學習模式。

    目前的班級人數已為實現多元的教學及評價提供較理想的條件，事實上，包括小組學習、硏究性學習等的學習模式已逐漸在課堂教學中普及起來，多元的評核模式，關注高層次思維的評核方法亦開始受到學校重視和推動。

    除此以外，受惠於一系列的政策，尤其近年的優化班師比資助計劃，以及《私框》的頒佈實施，教師的任教節數亦持續減少。參照教靑局公佈的教育數字資料，澳門幼兒、小學和中學教育階段的班師比，分別從特區成立初期的1:1.3、1:1.5和1:1.9，逐步提高到近年的1:1.6、1:2和1:2.5。

    班師比的提高，一定程度說明了教師任教節數的減少，教師因而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各類的專業發展活動，以及開展更深入的校內教硏工作，這都有助提升教師隊伍的專業水平，以及教育品質的不斷提高。

    （教育數字和教育指標 · 二）

非物質文化遺產現象的反思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2月17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www.temple.mo

自○五年“澳門歷史城區”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後，社會對本土歷史與文化的重視顯著提高。○六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澳門生效，為澳門文化的保育和建設注入了新概念、新視野和新方法。適逢當時澳門賭權開放後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城市景觀的蛻變和人文傳統的失落，促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澳門重要的文化關鍵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

澳門非遺保護的現狀與發展，不僅是全球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熱潮在澳門的延伸和反映，以及澳門對這種新興全球文化現象的自覺呼應；更是澳門在急速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背景下，社會內部對“文化焦慮”呈現出的一種集體反應，並漸漸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價値，構成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現象”。

有趣的是，在公眾熱情參與和媒體鎂光燈閃照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受到前所未有重視的同時，也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年一度的哪吒誕巡遊，參與人數越來越多，但大部分參與者已不是廟宇所在社區的居民，也缺乏與哪吒信俗的聯繫，他們的參與和原來的信仰無關。到搶花炮一刻，一哄而上的攝影師比哪吒的善信還要多。熱鬧的背後，引人省思。

部分入選國家級名錄的非遺項目，隨著知名度越來越高，在本身是旅遊城市的澳門，接受邀請參加演示的機會也越來越多，這些演示脫離了非遺活動原有特定的時令和意義，偶有為之或有助推廣，但如果常年如此，“異化”和“商品化”似無可避免。當然，適可而止的商品化而又能保留自身的傳統，或許也是非遺保護的一種出路，但眞正要做到平衡，實則知易行難。

澳門非遺項目的傳承人，數十年如一日地守護著自身的信仰，傳承和實踐的精神令人敬佩。惟部分傳承人或因工作忙碌和各種原因，對如何保護和論述自身的技藝和信仰缺乏信心，促使政府行政部門和學術界主動介入到有關申報和保護工作中，很容易造成行政主導或學術主導，去主體化的結果必然是導致非遺項目的“異化”。這是我們在學術上輔助民間團體申報和保護非遺項目時，須時刻自我警惕和反省的重要原則。因為一旦學術過度參與，從文化論述到保護方案俱詳細提供，不但削弱傳承人的主體意識，更嚴重的或會造成“文化誤解”，因為學術研究無論如何深入，都無法替代傳承人詮釋自己的文化。

凡此種種，在非遺保護的過程中，從申報主體、傳承人到民間、政府和學術界，都應在熱情之下不失冷靜，時常反思保護措施，研究保護方法，糾正保護偏差，以促進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永續發展。

學生、班級和老師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2月03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blog.constitutioncenter.org 

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每年都會向學校收集各類型的數字和資料。印象中，筆者在校任教期間，新學年開初即有幾張表格需要塡寫，內容基本概括了老師該學年的工作內容，例如更新學歷資格，以及學年的任教科目、授課節數等資料，收集後即以此作為教師資格審核和登記的基本資訊。此外，尙要為學生進行註冊手續、塡報學年課程資料等，其目的除了依法對學校各項規定進行審查外，這些收集到的資訊亦作為數據統計之用，作為各項政策措施制定的基本參照，使相關工作更能符合實際的需要，實現科學施政的基本理念。

即如鄰地政府統計處的宣傳短片所述：社會發展，需要形形式式的統計數據。事實上，政府作出決策固然需要有足夠的數據支持，而對於學校行政規劃又或教師的專業成長、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數字、了解數字背後所反映的澳門教育狀況，更有助更宏觀地看待一些教育問題，從而提出符合現實需要的改進建議。因此，本期將先以“學生、班級和老師”為題，嘗試分析當中涉及的教育數字與教育政策，從而看看之間的關係與變化發展。

特區成立初期，澳門正規教育學生人數約有九萬六千人，與大多數發達地區相同；特區成立以來，出生率持續下降並處於較低水平，“少子化”現象突出，參照教靑局公佈的教育數字資料，一二/一三學年的學生人數約為六萬九千人。比對特區成立初期，十三年來下降了近百分之廿八。同期，香港的中小幼學生下降了約二成、台灣地區的初中及小學學生下降幅度則為百分之廿三。

從上可知，澳門學生人數的下降幅度比較其它兩地雖然較為突出，但參照教育數字資料，澳門學校的班級數目十多年來卻基本維持在約二千四百個班左右。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特區成立以來，政府相當重視發展教育，教育經費投入穩步增長。當中尤其關鍵的是，藉著十多年來學生人數減少的機會，透過包括免費教育等政策措施的推行，使各教育階段的班級規模向小班化的方向邁進，班級規模持續減少；學校及老師因而具備更有利的條件，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和差異，促進個性的發展。

更能照顧學習差異的客觀條件，除了班級人數以外，還包括老師的任教節數。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師資隊伍人數的增加看到一些情況。參照教育數字資料，特區成立初期，澳門老師約三千七百人，此後教師隊伍不斷壯大，至一二/一三學年止，教師人數增加約百分之四十六，有五千四百多位專業教師分別在二千四百個班中教育我們六萬九千多名學生。十多年來，學生數目大幅減少，但班級數目沒有減少，服務的教師人數不斷增加，反映了老師的任教節數持續減少，可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和關注學生身心的全面發展。

（教育數字和教育指標　一）

免費教育政策的原意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1月20日澳門日報D05教思版

圖片來源：philbasiceducation.blogspot.com

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提出：“政府和家庭，均有責任提供教育經費。”這是國際上對教育財政的普遍觀點，區別在於政府和家庭的投入比例，在各國各地區、各教育階段都不盡相同。在澳門的非高等教育領域，從1995年開始在幼稚園三年級和小學推行“傾向性免費教育”，到今天全面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實現了從家庭負擔為主到以政府承擔為主的轉變。在政府稅收持續增長下，多年下來，澳門居民或許已忘記了，家庭在教育經費中應承擔一定的責任。

具體到對學生的資助，無論是入網還是非入網的私立學校，政府相關投入都有大幅的增長，其中尤以不入網學校的增長為多。以初中為例，入網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每人5,800元，上升至2013/2014學年的每班82萬元（每班25－35人，即每人32,800－23,428元），以下限計增長三倍多、以上限計增長4倍多；學費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每人2,200元，上升至2013/2014學年的每人19,600元，增長近九倍。數字反映回歸十餘年間，教育經費的投入與配置出現了兩個大轉變：一方面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的確大幅增加，使家庭在教育方面支出相應大幅減少；另方面，發放給未入網學校的學費津貼的增幅遠高於發放給入網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兩者的最少差額只有3,828元。

當然，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的差幅，因應班級人數不同、教育階段不同有不盡相同的數字，但無論如何計算，數字都反映過去由於學費津貼的增幅高於免費教育津貼，使兩者的差距逐漸縮小。

由於未入網學校比入網學校擁有更大的辦學自主性，包括可以徵收各種學雜費用，從而在教育資源上享有更大的優勢，使其在教學人員薪酬待遇、校園環境與設施、行政彈性等方面或會優於入網學校。若不改變這種狀況，不僅使免費教育的政策失去公平，更嚴重的是或變相鼓勵學校不入網，不排除有一定辦學聲譽和條件的學校為增加資源，或會考慮脫離免費教育網絡，從而損害已成功推行多年的免費教育政策。

從教育公平角度看，如果有學生不接受免費教育的公共政策和福利，在教育市場尋求他們認為更心儀的私立教育學校，則其家庭必須要有為此付出更大教育開支的心理準備。這不是政府不提供相同的公共教育資助，而是學生基於自身的教育理想而放棄了有關權利。

當然，政府可能已經意識到這個情況，2013/2014新學年已開始調整有關公共教育經費的配置比例，使免費教育津貼的增幅高於學費津貼。要全面推行免費教育及公共教育政策，促進教育公平，鼓勵私立學校加入免費教育網絡，日後應持續保持免費教育津貼的投入增長高於學費津貼，使入網學校和未入網學校在教育經費來源上保持應有的差異，從而體現免費教育政策的原意和相對的教育公平。

翻轉學習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1月06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深圳市南山實驗學校的老師們利用課堂以外的時間，透過學校架設的雲端技術，將精心設計的敎學影片上載到學校雲端敎學平台中。上課前的課室，同學們正在透過校內無線網絡，利用各自的流動裝置，反覆觀看老師預先錄製的敎學影片。課堂內，學生以四人為小組進行小組學習，就已預習的影片內容進行討論和對話，老師遊走各組聆聽小組的討論，適時提出一些討論和思考的方向，發展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或指導學生進行實驗和觀察，開展實踐性的學習。課堂後段，同學在平版電腦上完成作業，老師利用雲端技術收集的資訊，即時掌握班內各同學作業的結果，適時與同學進行分析討論，及時解決同學未能掌握的知識點。一場“翻轉學習”的敎育改革，正在南山實驗學校內悄然展開。

　　所謂“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就是利用科技的輔助，敎師預先因應課程的規劃和敎學的進度製作敎學影片，同學在上課前利用互聯網進行預習。課堂上，敎師則以分組的方式，就學生預先所學進行討論、實驗和完成作業。

　　鄰近的中國台灣，高等敎育亦在開展“翻轉學習”的敎育改革。台大電機系的葉丙成副敎授是台灣第一批把課程放上MOOC（大規模網絡公開課程）平台的敎授之一。葉敎授要求學生上課前上網看影片預習，上課時間主要用作與學生討論問題、進行個別指導。事實上，類似的MOOC課程早在美國盛行，著名的包括由Salman Khan創立，Bill Gate和Google等贊助成立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翻轉學習”模式源於○七年美國的林地公園高中，起初是兩位化學老師為了解決學生缺課的問題，使用熒幕擷取軟體錄製簡報與講解旁白短片，並上傳到YouTube網站，讓缺課的學生自行上網學習。後來發現此一方式不僅使缺課的同學返回學校，其他同學的學習亦有所進步，從而進一步摸索出一套“以學生自影片講解預習，課堂內設計大量互動時間，並替實驗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學生解決問題”的敎學模式。

　　“翻轉學習”改變了上課敎師講授知識，同學在課堂學習知識，課後完成作業此類傳統敎學的順序，使課堂成為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對話的互助式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平台；課堂以外以預習取代作業，學生知識的學習從課堂內的四十分鐘大幅擴展至課堂外的任何時間，被動式的課後作業轉變為互動式的即時回饋，學習的成效得以大大提高。

　　互聯網等資訊科技的發展加速了全球化的程度，知識和能力的習得早已跳出了學校、課堂、敎科書等單一環境。個別化的、沒有時空限制的學習早已盛行。筆者最近學習煮飯做菜、太太學習毛冷編織，早已放棄報讀固定課程的方式，轉而在YouTube上隨時隨地輸入大江南北世界各地的菜譜和煮法，不但可反覆重播，更可集多條敎學短片的精華，融會貫通。“翻轉學習”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必然產物，廣大的敎師同仁大可嘗試了解箇中理念和方式，在課堂中試驗成效。

 

圖片來源：http://usergeneratededucation.wordpress.com/2011/06/13/the-flipped-classroom-model-a-full-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