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情投入（一）

文． 黃逸恆
刊於2017年06月05日 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今年恩師回澳，專門到訪兩所學校和出席一場教師分享活動。喜見八十多歲的黃勵知教授身體依舊健壯，上周一在學校的一場周會分享，一個小時分享了她在澳門就學到往穗升大、高校任教到英法訪學、返國服務到回澳任教、桃李滿門到赴美與兒孫享受退休生活的八十多載精彩人生。
　　黃教授自幼離開父母留在鄉間，在抗戰期間親歷日軍暴行，又因禁運使生活困苦，經歷了一段難以言喻的童年生活；中學六年回澳在廣大中學勤奮學習，為了幫補家計當了小小補習先生，又在課餘任教平民學校，中學畢業後留校服務，管理學校並協助實驗室工作，在此期間積蓄了一些學費，後赴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升學，希望可以改變命運。可是，高校期間正是大躍進年代，後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曾經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仿效長征徒步走上井岡山，後又在五七幹校、粵北山區期間經歷了一段艱辛歲月苦練心志。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黃教授回到華工執教，之後得到赴外訪學機會，以訪問學者身份在英國開展中英合作的一項太陽能研究項目十八個月，項目結束後英國大學試圖留任，但心繫祖國的黃教授沒有接受當年非常吸引的薪酬，毅然回國服務，回到在華工從事教學十載，開展科研項目並負責研究生指導工作。
　　一次偶然的機會，當年濠江黃楓樺校長因為開學在即，但高中多班尚未找到地理老師，故商請黃教授以大學教授的身份回到澳門任教中學。雖然當年有不少同事不解，一個大學教授去教中學生，而且任教地理這個閒科中的閒科，卻無阻她對教學的熱誠和嘗試創新改革基礎教育的精神，辭去大學教職選擇退休並開始中學地理教育改革的工作。
黃教授在中學任教期間，全情投入開展一系列的教學改革工作，得學校領導的支持，在校園建立起地理室、地理園，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地理學習環境，讓學生在充滿地理學習氛圍的地理室內學習，運用電化教學，並大量使用地圖、地理模型開展直觀教學，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學習興趣和成效亦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黃教授致力改革課堂教學，鼓勵學生以不同方式積極參與課堂，探用了課堂討論和分組活動在當年屬非常時髦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黃教授的課堂特點是邊教邊導，老師少講課而師生多議論，更創新了五分鐘節目，讓同學在每節課有機會上講台作報告，激發了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地理室百多件的大型專題地圖、地理模型，都是在黃教授的指導下，在課餘的時間與同學一起製作，同學親手做的地圖模型一方面加深了同學對主題的認識，另一方面，這些人手，配合教學主題製作的地圖和地理模型，成為了課堂教學最重要的教材，課本上的知識，都變成了直觀的學習材料，這樣的地理課堂，又怎會沉悶枯燥？
　　全情投入、桃李芬芳，是對黃勵知教授在校服務期間最佳的讚譽，教育事業講求育人之心，育人之心又絕對離不開對教育工作的全情投入。恩師今次回澳的分享，應該能為現時在教書育人道路上也是默默付出、全情投入的老師朋友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工匠精神與職技教育

文． 黃逸恆
刊於2017年05月08日 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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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用的電飯鍋是著名的飯鍋品牌象印，據說其最高級的飯鍋製作組裝流水線，是由四十六個作業員手工完成，而決定飯鍋優質與否的核心——內鍋，則由經驗豐富的專門師傅從二十公斤的原鐵以手工鑄造成一點八公斤的成品，單是內鍋已經可謂匠心獨運；象印公司研究人員還深入研究有日本第一炊飯仙人之稱的村嶋孟老先生的煮飯方式，模仿村嶋先生的鍋具設計出廣且淺的鍋型，並加入中間凸出的加熱環——羽釜，使由中間加熱，熱能不外漏之餘，還讓整體熱能更全面和均勻，令對流更充分，以達到每一粒米都受熱的境界。研究人員發現，這樣的設計能有效讓米飯裡的還元糖提升60%，氨基酸增加10%，讓米飯更香，口感更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6年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鼓勵企業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而象印公司對電飯鍋這樣一件生活日常用品的製作，即能充分體現了“工匠精神”的內涵——精益求精、嚴謹、一絲不苟、耐心、專注、堅持、專業和敬業。
　　工匠精神的提出，對內地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少職業技術學校已開始摸索並正在實踐弘揚工匠精神與創新職業教育的有效合一的教育模式，為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元素。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李小魯副會長指出，“工匠精神”應該成為學校職業教育的靈魂，成為每一個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所努力嚮往的一種境界。
　　與日本有相似民族特質的德國，其工業製造水平之所以登峰造極，也是因為其根植民族文化深處的“工匠精神”，德國的工業從業員擁有如此素質，便要歸因於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
　　德國的學生在完成義務教育後，便會進入定向階段。定向階段主要是為了挖掘孩子的天賦與興趣，完成此階段後，會按照學生的個性特質，依照家長的想法與老師的建議，讓學生至三種不同的中學就讀。德國的中學教育具有比較清晰的指向性，進入中學的學生可以選擇職業預校、實科中學以及文理中學就學。在德國，學生若要進入大學，則一定要於文理中學畢業。但實際的情況是，德國有七成的學生選擇的軌道是學習一技之長，也就是進入職業技術教育的體系進行學習，當中，更多的是進入德國的雙元制(Beruf)職業教育體系。
　　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是一種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操作能力緊密結合，以培養應用型專門人才為目標的教育模式。接受雙元制培養的學生約有七成的時間在企業，三成的時間在學校。學生學習期間不交學費，同時每月可以得到由企業提供的生活津貼及法定社會保險。據統計，德國現時的二百一十萬家企業中，有20%參與開展職業教育，並且大部分是大中型企業。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學生，經過企業培訓後，其受僱率高達66%。雙元制職業教育的成功，其根本在於德國的傳統文化是全民、全社會重視職業教育“工匠精神”的文化，而其成功實施，則需要政府、行業企業與學校三方密切合作。
　　澳門職業技術教育制度目前正在思考改革方向，當中，如何體現“工匠精神”在教育過程中的角色，如何加強校企合作、如何革新社會對職技教育的理解，均成為制度改革需要關注的核心環節，具體內容下次再談。

教育與互聯網＋（二）

文． 黃逸恆
刊於2017年03月13日 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xinhuanet.com/tit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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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上年十月的專欄提到，從孔子時代杏林講學的口耳相傳，到千多年前活字印刷興起後的經典誦讀，從十七世紀夸美紐斯提出班級授課，到工業時代現代學校的廣泛普及，教育的對象從“精英”走向“大衆”，方式亦從“標準”走向“客制”。

    當前，資訊科技的廣泛普及，互聯網在各方面的廣泛應用，學校教育正面臨“互聯網+”年代的機遇與挑戰，由此，不少國家地區正在摸索一套新的教育模式，讓學生能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亦能面對目前以至未來科技飛速發展的需要。

    一段標題為“A Vision of Students Today”的在線短片，其中一段有學生反應說他們在資訊年代成長，但進入教室後的學習大多數情況是與數碼裝置或互聯網隔絕，短片中的學生表現出不解和困惑。

    事實上，我們已經了解到現在我們的學生，互聯網以及科技的應用已經與他們的生活與學習密不可分，孩子對上述工具的掌握程度甚至比老師還要熟悉。因此，學校教育以及課堂教學必須因應社會的發展而有所改變，才能適應我們學生的學習習慣，更何況，應用資訊科技以及透過互聯網進行學習，是當代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也是學生應對未來社會變化的重要素養。

    回看澳門的情況，近十多年教育行政當局以至學校均大力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在特區成立初期，各校的資訊設備配置因校而異，整體設備水平比較鄰近地區而言仍有一定落差。後來，一些學校開始重視“多媒體教育”的推動，投入資源發展多媒體中心及教室，以電腦、數碼照片影片、PPT、Flash動畫等為代表的“多媒體教育”時代逐漸取代早年以幻燈片、錄音機、電視機、錄影機等為代表的“電化教育”時代，並隨之轉變了課堂教學的模式和方法。

    還記得大約在2001年，我在網上下載一段“地球地軸傾斜與地球繞日公轉”的Flash動畫，並在課堂上透過多媒體設備展示。要理解地球四季的形成，必須弄懂地軸傾角與公轉的關係，可是這個涉及空間和抽象的思維能力，不少中學生一時三刻是難以弄清楚的。我在2000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讓學生弄明白的概念，2001年因為一段Flash動畫的展示，一下子讓學生們都明白了。除此以外，中學地理中有關地轉偏向力和行星風系的形成、地形圖判讀地形地貌形態等，地理老師如果只靠黑板粉筆，真正可以透徹認識的學生可能少之又少。而上述兩個中學地理難點，現在只需透過虛擬實境(VR)技術的應用就可以得到有效解決。

    必需指出的是，無論是過去的黑板粉筆、電化教育、多媒體教育，或是現在的資訊科技教育或“互聯網+”等，都只是教學的工具和媒介，任何脫離了學生學習本身的教育都是無效的，學校教育永遠離不開老師和學生二者的教學互動和情感的交流，而只有如此，學校教育才能永遠發揮它無法取代的教育作用。

    一些教育與互聯網+的實踐經驗，下次再談。

團隊合作解決問題（二）

文． 黃逸恆

刊於2017年02月13日 澳門日報C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s://www.think2rea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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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澳門在內的各國各地，課程改革的目的在於推動學校為學生提供全面均衡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全面發展。當中有關群育的發展，有學者曾對其概念內涵作出說明，指出群育是指使學生能夠透過生活的體驗，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價值觀，明白人際與自然關係及處事之道，進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服務社會，達到立己立人的理想。因此，不少學校透過開展義工活動、領袖培訓、團隊訓練等群體活動，讓學生在群育方面有所發展。

    課堂以外的群體活動是發展學生群育的有效方式，而群育所能發展學生的同儕協作和合作解難能力，則需要更多地透過課堂教學相關活動的設計，才能更有效地去讓學生掌握。讓學生具備同儕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尤其透過資訊科技合作解難，是當前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飛速發展的社會，無論在學校學習以至未來晉身職場工作均需要重視發展的環節。亦由於此，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於2015年首次加入測試學生的網上“合作解決問題能力(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評估。

    所謂合作解決問題能力，是指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需要透過與團隊其他成員進行溝通、分享等合作相關技能，以達至解決問題的目的。PISA在此基礎下，進一步訂定CPS評量的內涵，當中主要包括“問題解決歷程”和“合作能力”兩大環節。當中，“問題解決歷程”包括“探究及理解”、“表達及系統性闡述”、“計劃及執行”以及“監控及反思”四個方面。而“合作能力”，則包括“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採取適當的行動解決問題”及“建立及維持團隊合作”三個方面，具體內容如下：

    一、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學生能夠了解每位成員對問題的熟悉程度與對問題的觀點，並對問題陳述與解決問題行動建立共識。

    二、採取適當的行動解決問題：學生必須要能辨識解決問題必要的行動方式，以及依照適當步驟來解決問題。

    三、建立及維持團隊合作：學生能根據團隊成員的能力，了解自己在團隊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成員的角色，並藉由成功團隊成員角色的扮演，使執行成效達到最佳化。

    “問題解決歷程”和“合作能力”兩大環節各個方面之間相輔相成，PISA據此進一步建構出CPS的評量架構，並透過設計網上評估工具，系統地分析參與學生的CPS能力。

    澳門各校尤其班級人數進一步得到優化的近十年，學校及教師均積極推動及開展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小組學習，合作解決問題能力在不同學科教與學的過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與此同時，政府亦積極投入資源，支持及推動學校更多地應用資訊科技改進教學。不管PISA2015有關CPS的評估結果如何，各校近年對此的重視，充分呼應了時代發展對學生能力的新要求，使學生更能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變化和挑戰。

團隊合作解決問題（一）

文． 黃逸恆 

刊於2017年01月02日 澳門日報C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s://lh5.googleusercontent.com

   第一次佈置小組作業是我任職老師的第二年。

    那年鄰近各地都在大力推動課程改革，倡導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方式，倡議教師要改變過於着重單向的知識傳授，應適當地運用小組學習的策略，讓學生透過研究性學習，建構學生的知識體系，並發展學生合作學習的能力，使其全面發展以能應對未來社會的挑戰。

    可是，第一次佈置小組作業的結果卻是不理想的。由於缺乏經驗，那一次的小組作業，我要求同學以五人為一組共十二組進行專題研習，並請各組以“澳門環境保護”為研究主軸，然後各組商訂研究題目後分工進行小組研習。

    兩周後，各組都能按規定完成研習報告，各組組長亦在分組匯報課中向其餘各組介紹了研習成果。不論研習報告的質量，不評價組長的匯報能力，作業是完成了，但效果卻不理想。那是因為，十二組的報告撰寫和口頭匯報有一半都是由組長一人完成；另一半組別的分工方案基本是由A組員做報告，PPT由B組員設計，組長則負責口頭匯報。

    不理想之處不是指各環節工作的分工問題，更重要的是，小組學習的核心要旨，是要發展學生“合作學習”的能力而非“分工合作”的能力，當中的關鍵是學生要在小組中透過“團隊合作”去“解決問題”。

    在這次經歷之後，我仍多次重複上述不理想的經驗，往後幾年都幾乎每學段安排一次分組的研究性學習，讓學生重複在環節分工的過程中完成學習任務，卻沒有把“團隊合作解決問題”作為佈置小組作業的教學目標。各組亦因為吸收了之前一次作業的經驗，報告及PPT的“質量”提高了不少，口頭匯報的“水準”也有所增進，亦因如此，我並未能察覺到問題，反而以為效果非常理想。

    讓學生去解一道數學題，又或制訂一個運動計劃，甚至規劃一次班會表演活動，都是發展學生解難能力的方法。

    解題或制訂運動計劃都可以獨立完成，但規劃一次班會表演活動，單靠個人的能力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是考驗學生“團隊合作解決問題”能力的最佳方式。過程中需要團隊組員有效分享資訊以達成共識；同時組員在必要的時間須採取適當行動，例如主動提問、澄清觀點、確認理解等去釋除團隊可能潛藏的分歧；此外，亦要透過確認進度、分工等方法，去建立與維持團隊有效的運作。

    事實上，小組學習是有發展學生“團隊合作解決問題（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的能力，只是當中的概念與技巧，往往都是潛藏於“專題報告”中，作為老師的我們不容易加以特別教導或指導。尤其如果我們都只看專題報告的成果，而不去關注小組如何完成報告，並不足夠。因此，佈置小組作業時，需要設計一些環節去引導小組必須透過“合作”才能解決問題，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合作學習的效果。

教育與互聯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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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逸恆
刊於2016年10月10日 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兩千多年前，孔子周遊列國聚徒授業，每到一處就在杏林講學，休息時就坐在杏壇之上。當年孔聖杏壇講學，方式是倚賴老師口耳相傳，傳道、授業、解惑；千多年前，活字印刷術的興起及迅速發展，文字典籍等經典得以大量複製，使得學習的方式從只靠倚賴老師，發展到從典籍中學習先輩的教晦和前人的經驗。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尤其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提出的班級授課制和學科課程制以來，西方現代學校模式隨着工業革命的發展得以基本確定，並隨着殖民主義的擴張傳播到世界各地。而以學校為中心的班級授課制和學科課程制，成為了當前各國各地教育的基本模式，當中的特點，是學校根據一套既定的標準、流程、質檢，完成對學生知識和技能的加工程序，現代學校的發展同時亦使教育得以廣泛普及。
　大約在二十年前，互聯網的興起促使了資訊時代的來臨，應用資訊科技的教學迅速成為學校教與學的重要手段。如今，只要連通互聯網，海量知識就會撲面而來，無論是哈佛、劍橋大學的課程，還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抑或最近各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動態；無論是視頻教學，還是網上討論；無論是身處大城市，還是在偏遠的農村，都能依靠互聯網的力量進行學習。
幾千多年以來教育的發展，使受教育的對象從“精英”走向“大衆”，方式亦從“標準化”走向“客制化”，當前的“互聯網+教育”年代，因材施教的理念得以充分發揮，學習方式由“套餐”逐漸發展成“自助餐”。
　英國學者Anna Craft在她的專著《創造力和教育的未來》中特別指出，資訊時代的兒童與青少年具備四個關鍵特徵：多樣性、娛樂性、可能性和參與性。也就是說，資訊科技為兒童生活帶來豐富的多樣性，促進兒童不斷自主建構，資訊科技讓兒童和青少年的娛樂活動和學習活動能夠穿梭於現實與虛擬空間之中，而不再局限於學校和家中，使得學習和交往的地點和環境更加具有多樣性。他們的網絡空間是和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網絡空間成為了一個融入豐富情感和人際關係的娛樂世界，是現實生活的一個延伸。數位科技提供豐富的場景，讓兒童和青少年能夠通過媒體發展出豐富的想法並傳達出來，讓個體或群體能投入到“假如”思維當中。各種資訊科技設備，為兒童高度的參與性創造了大量機會。資訊科技所營造的環境為兒童提供了多種可能性，包括自由的廣泛選擇、與他人合作、學中做與做中學、實現想法等。
　把握好資訊年代學生的四個關鍵特徵，正確認識並善用資訊科技不斷改進課堂教學模式，是當前“互聯網+教育”年代作為教師必須要思考的議題。去年三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期待“互聯網+教育”在總理前來澳門的同時，能夠進一步在學校不斷得以深化和發展。

回到最初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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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逸恆
刊於2016年09月12日 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周日早晨的校園特別寧靜，回到石牌老校區，那個校門依舊沒變，校門是用石米批盪而成的，有四根柱子，中間兩根高一點，夾住一扇黑色大鐵門，兩邊各一扇小門，大鐵門上掛着“華南師範大學”六個紅字。1996年，我剛剛中學畢業，背着那個沉重的大背包，拿着錄取通知書，懷着對教育的使命、盼望與熱誠，走進師範之門。
　走進校門，總會不自覺地向右轉入前往地理系樓的校道，校道兩旁依然是那些排列齊整的白蘭樹，在師範大學種植白蘭，不僅因為花香沁人心脾，更因白蘭樹的高雅芬芳，象徵着師範生應當品德情操高尚，亦預示着華師人走出校門後培育賢才，桃李滿門。除白蘭外，還有高逾廿米、樹皮灰白鬆厚的白千層樹，小紅樓東側那幾顆特壯的白千層，在四十年代華師搬來之前就已在，是當年軍閥陳濟棠漂洋過海帶回來種下的，最老那顆已有七十多年的樹齡，見證了華師多個時期的重要變遷。白千層樹又名玉樹，佇立在校園的白千層，其層疊狀的樹皮就仿似一位玉樹臨風的老教師，時刻教育學生做人做事的道理，並見證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長。
　校道接近盡頭的地方是地理系樓，抬頭一望，除了外牆曾修繕裝潢過之外，整棟大樓的基本格局和面貌仍是二十年前的模樣。我們一班108位好漢就在五樓那個大課室共度了四年大學的學習生活，學習學科知識，學習走上教壇，學習教書育人。
　系樓前有羊腸小路連接學生宿舍陶園北樓。陶園的“陶”是指陶行知先生，就是那位被郭沫若大師讚譽古有孔夫子，今有陶行知的著名中國近代教育名家。行知先生是我國進步主義教育的先行者之一，推崇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1919年行知先生發表《教學合一》，同年南京高師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為全國教育界所採用。
　母校創立八十多年來，雖歷滄桑，卻弦歌不輟。曾任國家教育部副部長的著名教育家林礪儒先生1933年創立勷勤大學教育學院，五十年代遷至現址，至1982年改名華南師範大學，至今已發展成一所擁有石牌、大學城和南海三個校區，佔地三千多畝，專任教師近二千人，三萬多名在讀學生的國家重點建設大學。校名屢易而師範特色不改，校址數遷而辦學不輟。母校在服務港澳台教育發展方面，更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優勢，是最早在香港澳門合作辦學的內地高校，為澳門師資團隊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十年後的今天之所以重回母校，任務是向剛剛背着背包，拿着錄取通知書入學的新鮮人分享座談，與學弟妹們分享大學生活、教育理想、生涯規劃和專業發展。這次任務使我回到最初的起點，回想剛入華師門，以及踏出校門走上教壇的初心。今天是9月10日教師節後首個上課日，寄語我們廣大的教師同仁，儘管秋去冬來，任由時間轉變，老師對教育的使命、盼望與熱誠的初心應當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