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1月25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敎育是一份以人影響人的志業，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言傳外更重要的是身敎。不經不覺已為人師十載，回想這十年的敎學工作，雖不致於有作為、有貢獻，但自問已盡心盡力地想方設法敎好每一位學生。友人曾謂，敎師每天在做重複的工作，是世上最枯燥的工作之一。可於我而言，任敎師十年至今非但沒有感到半點怠倦，反而依舊堅持不斷反思敎學方法，更新敎學模式，改進敎學效能。我對敎育的熱誠，或多或少與中學至硏究所階段受多位恩師的影響有關。

　　1996年，受啟蒙老師影響，我選擇了升讀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系。黃勵知老師，她對學生從來都是循循善誘，對敎學工作總是全情投入，在她眼中每位學生都是最特別的。她總是相信，只要敎導得宜，再差、再懶、再壞、再沒目標的學生，都會有成材的一天。升大以後，每次回澳都會找機會探望黃老師，年過六十的她，久咳不癒，但踏上敎壇後，卻又精神奕奕、神態自若。她說不知怎的，久咳在敎壇上總會治癒。就是因為黃老師對敎育與學生的熱誠，使我踏上敎育的道路，選擇了敎育作為終身事業。

　　2000年，我自華師大畢業。喜獲母校聘任，正式成為中學老師，任敎高中三個年級。在母校任敎的三年間，因為班數衆多，一學年任敎兩級十一個班，使我在很短時間內已掌握了敎學內容，調整好敎學模式，敎學基礎得到很好的鍛煉。在母校任敎期間，最愉快的是與啟蒙老師共事的日子，每有空堂，我總會跑到黃老師的課堂，坐在最後面，將黃老師的課一一記下，並不時比較自己的課，檢討一番。成為一位人人景仰的老師，敎好每一位學生，啟迪每一顆心靈，黃勵知老師的敎育理念成為了我的榜樣。

　　除了黃勵知老師以外，初二李佐維老師的循循善誘、高二郭裕中老師的用心指導、高三李慕儀老師細心關愛，硏究所階段宮作民敎授的啟發和嚴格要求、單文經敎授嚴謹的學術態度和認眞投入的工作精神等……皆讓我時刻謹記育人之道貴乎用心，皆讓我時刻謹記不可有負他們的期望。

　　以上述者，相信與不少敎育同仁相似，決定踏上敎壇的敎師或多或少與敎導過自己的老師有關，個人經歷其實並無特別之處。記下這段文字，只為提醒自己要繼續努力成為稱職的敎師，影響更多的學生，更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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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師職程的利益博弈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1月11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下簡稱框架），即坊間俗稱敎師職程的法規，從2008年2月1日推出諮詢已歷時近兩年，但仍未取得較一致的共識，令這個法規至今尙未能提交立法會審議。

　　在歷時兩年的討論中，各界先後提出具體意見，框架也幾易其稿（有些修改由當局透過傳媒宣佈，並未推出新的文字版本）。框架內容涉及面廣泛，諮詢期間衆聲混雜，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個新的意見見諸報端，即使是敎育界中人，如不經常跟進，也會開始認知模糊，難以掌握最新版本的內容。

　　出現此種情形，是因為框架的諮詢，實質就是一場政府、學校和敎師之間利益博弈的過程。三者有各自的角色、立場和利益，有時趨於一致，更多的卻是存在對立，甚至矛盾。《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顧名思義是為敎學人員而設，框架也開宗明義說目的是為了“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敎學人員隊伍，從制度上為敎師的工作提供切實保障和有效支援，提升敎師的專業素養”；但有趣的是，透過文獻回顧兩年來三方爭取話語權的過程，會發現“敎師”在這場博弈中處於弱勢地位。對大部分敎師來說，在諮詢過程中，聽的多，提意見的少；對框架的實質內容聽別人解釋的多，自我主動閱讀文本進而完全理解的少。所以，其實大部分敎師對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框架的內容和精神缺乏認識，或認識不深，自然難提意見，在諮詢中“失語”。

　　相反，學校在博弈過程中表現強勢，其意見往往直達政府最高層。而且，有些意見，到底是學校的意見，還是敎師的意見，或是兩者共同的意見，欠缺說明。

　　再看政府的角色，政治對它的影響，比專業對它的影響要大。有些本來明顯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條文，在政治壓力下卻被迫一改再改。政治干擾專業，勢必影響框架的質量。

　　隨着社會專業分工發展，敎育團體今後需要選擇其代表的是學校還是敎師。對整個社會來說，敎育團體敎育界代表的角色當然是清晰且無可質疑的；但從敎育界內部來看，學校與敎師，其實也是資方與勞方關係的一種存在形式，當面對勞資雙方出現利益對立時，敎育團體的角色就不好定位了。

　　例如，在框架諮詢問題上，當敎育團體提出政府應加大敎育經費投入時，其敎育界代表的角色是清晰的，學校與敎師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但當敎育經費提高了，需要向學校要求提高敎師的待遇時，敎育團體的角色就模糊了，因為在這樣的利益博弈中，它不可能同時代表勞方和資方說話。在這個時候，政府與敎師的利益，反而是一致的，即當敎育經費提高後，政府和敎師都希望學校提高敎師的待遇。

　　本篇短文不討論框架的內容，只是提出框架的諮詢應給予敎師更多獨立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機會，並分析“敎育界意見”，哪些是“學校意見”，哪些是“敎師意見”，哪些是“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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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會議（二）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09年12月28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與人類未來地球生態、經濟和社會發展攸關的哥本哈根會議（COP15），雲集192個國家和地區元首，就世界氣候問題進行討論並訂立目標框架。本文寫作之日會議並未結束，但可以預期會前所訂立的目標，各國未必會容易達成共識。

從2000年至今，本澳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增長約在4%的水平，03年後博彩業急速發展，企業用電與汽車增長使排放量不斷增加，減排目標距離我們越來越遠，澳門於2012年前似乎難以達成《京都議定書》的目標。因此，藉着是次哥本哈根會議達成的新共識，澳門應積極並盡快落實措施，履行當年我們主動爭取的減排責任。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這個似乎沒有爭議的口號，無論你去詢問學生、打工仔、小資、白領、老闆抑或國際博企，絕對沒有人會反對。但當要求學生和打工仔以步行取代乘公交的上班上學習慣，要求小資、白領出國旅遊參與碳補償計劃，要求企業老闆眞金白銀交出污水自付費，要求國際博企將如北極般的室溫降低，無不“牙痛咁聲”大呼不可能！

人類文明進步、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使我們習慣了舒適和方便，卻犧牲了自然的生態平衡。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制訂法律和政策作出“規定”，並從敎育着手，敎育學生綠色與低碳的生活態度，使之進一步成為社會公民的“自願”行為。

政策方面，盡快制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應及早制定低碳經濟政策，設立環境基金支援綠化和環境敎育的開展，要求高排放的企業按收益比例支出排放稅注入基金；參照國際城市的目標，訂立電力公司採用可再生能源佔能源比例的具體日程（紐約2013年增至25%、巴黎2020年20%、上海2020年16%）；規管機動車輛的數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規劃植樹造林的目標，增加澳門綠地綠量比例；利用環境基金支援鼓勵大廈天台的綠化等。

敎育方面，倡導校園生活的綠色、低碳，以潛在課程的形式潛移默化為師生的生活態度；檢視並豐富正式課程中氣候敎育的比例，各學科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將氣候議題融入學科課程與敎學，讓學生獲得相關的知識、能力和態度。需要敎什麼？丹麥方面提供我們一個可供參考的框架：

為了迎接哥本哈根會議的召開，丹麥敎育部要求學校在08至09年間加強氣候方面的敎育，所有敎學大綱都要增加與氣候相關的知識，並提出5項基本內容：(1)氣候的形成和影響其變化的因素；(2)怎麼控制全球變暖；(3)哪些技術或生產方式有利控制氣候變暖；(4)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技術與運用；(5)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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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會議（一）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09年12月14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2009年12月7至18日，192個國家和地區的首長雲集丹麥首都，召開與人類未來地球生態、經濟和社會發展攸關的哥本哈根會議（COP15），就世界氣候問題進行討論並訂立目標框架。

會議源於1997年簽訂踏出解決氣候變化重要一步的《京都議定書》，由於議定書提出的減排協議將於2012年屆滿，是次會議將是繼1997年京都會議後，史上第二次由各國部長或代表協議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決定2012年後的減排指標與內容。因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2007年於峇厘島定下為期兩年的談判計劃，目標於2009年底，即是次會議訂立締約國於2012到2017年的全球減排協議。

科學家指出，全球溫室氣體必須於2015年開始下降，以控制全球溫度上升不會超過攝氏兩度，否則氣候變化將對地球帶來不可逆轉的災難。因此，是次會議的討論焦點有四：其一將是在“攝氏兩度”的前提下，呼籲發達國家必須在2020年前，於1990年的水平上減少25%-40%的溫室氣體排放，至2050年減少80%。其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援與技術援助，讓發展中國家在兼顧國內溫飽與發展的同時，也有足夠能力應對氣候變化；其三，提出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路徑，循序漸進地展開減排行動，制定適應與緩減政策；其四則是制定全球合作機制，確保主要的森林區域於2015年後不會再有非法砍伐的情況等保護森林方案。

全球暖化的影響於澳門並不遙遠，近年海水倒灌引致的經濟損失，鹹潮導致的生活不便等，都是大自然向我們發出的警號。況且，澳門作為國家相對比較富庶的城市之一，經濟條件比內地許多城市都要理想，我們有更大的責任在氣候議題上擔當更為積極和進取的角色。

澳門2007年向中央提出並於08年1月確定《京都議定書》適用本澳，兩年過後，似乎仍未看到政府提出具體政策和措施配合。2004年發達國家每年人均排放量為9至15噸，發展中國家則為2.8至6噸；2004年澳門人均年排放量逾5噸，雖比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低，但GDP位居亞洲首位，博彩收入超越美國的拉斯維加斯，理應比亞洲任何一個城市做得更好更多。

倡導“綠色”與“低碳”經濟與生活，可循政策與敎育兩方面着手。政策由政府做起，盡快制定法律法規；敎育則從學校做起，讓綠色和低碳成為生活習慣。兩者應作出哪些具體措施，下期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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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園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09年11月30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1997年，我在華師大就讀地理系二年級，其中一門必修課是“氣象學與氣候學”，也是我在四年大學生涯中最喜歡的一門專業課。敎授氣象學的老師，住在大學北區的員工宿舍，從他家步行到學校氣象園，只須三五分鐘。老人家每天準時四次，親自到園收集氣象數據，翌天帶回課室向同學講解天氣變化。

老人家更是氣壓圖製作高手，97年內地仍靠每天的氣象電台廣播，收集各地氣壓讀數，依據讀數在一張中比例尺地圖上標示各地氣壓數據，繪畫等壓線圖。一周下來，把數張等壓線圖掛在牆上分析，加上老人家數十年的經驗，即可預報數天天氣，而且非常準確。老人家在課上敎授同學分析氣壓圖的方法，依據氣旋反氣旋以及高壓脊低壓槽的分佈，即可知各地是晴是雨、風向風速等形勢；依據數天等高低大氣層等壓線圖，即可預報數天天氣變化。上好一門專業課就能預報陰晴，怎會不喜歡！

上氣象學課之所以有趣，更因可以走出那個悶熱的課室。廣州氣溫夏季一般比澳門高三四攝氏度。老課室只有四把舊風扇，那幅可惡的窗簾又破又厚，課室好歹也有四十度。加上全班一百二十多人，下午上課總敎人昏昏欲睡。氣象課可以走出課室，在空曠的草地上測雲量、記風向、量雨量、讀氣溫，和風吹來楊柳飄，敎人心曠神怡。

2000年畢業後回到母校任敎地理，我第一時間提出要在學校建地理園，好讓我可以回味那段日子。恩師黃勵知老師一口答應，並命我籌劃建園事宜。任敎一年過後，我見敎學工作逐漸掌握，即利用假日回廣州，跑到東風東路紅星儀器公司，拿着當年氣象學老師派發的講義，把儀器逐一購回澳門。可是因為經費有限，購得的都是一些簡單的儀器，只有幾支不同類型的溫度表、雨量器和手持風向風速儀等基本設備。

回到學校後，我託工友幫手製作百葉箱等設備，並向學校申請場地建設。雖然選址並不理想，加上學校周圍高廈林立，測得數據只供參考，但仍有三十位同學參加氣象小組，每天依時定候爬上那個小小的氣象園，記錄數據，並於學校門口大堂定時發佈。還記得那年有位個子不高、身裁略胖的高二同學自從加入了氣象小組後，每天放學找我詢問氣象問題，弄得我忙把大學課本搬出解釋，才勉強應付那位求知慾甚強的同學。一年過後，參與的同學已能掌握基本的氣象知識，更能預報數天天氣大勢，同學對課程的反應亦佳，氣象小組一事成為敎學生涯的小小成就。

回憶這段往事，是因為正準備倡議各校建立自己的氣象園，學會的同仁將負責協助各校儀器的購置和裝設，如果條件許可更可讓收集的數據通過連線分享。建園的目的在於讓同學可以走出課室，通過實際的動手操作累積學習經驗，把理論應用到實踐並從中建構同學的地理科學知識與能力。至於具體的計劃仍在腹中未成方案，希望各位給予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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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敎育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09年11月02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厄爾尼諾現象今年重臨，新聞報道後不少學生向我提問有關現象的成因，我向他們解釋這位“頑皮小孩”的成因及其帶來的影響，學生聽得興趣盎然。厄爾尼諾於1997年為不少國家帶來重大損失，當時我正讀大二，母校恩師黃勵知老師需要收集相關資料於校內進行講座。縱然厄爾尼諾由來以久，但97年前並未受到各國重視，當時相關資料非常缺乏，因此我主動逞勇為老師搜集材料，透過互聯網和有限的英語水平整理美國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的相關資訊，由此對厄爾尼諾現象有了一定的認識，並打開了我對環境敎育的理解之門。

環境敎育，緣起於1972年6月5日於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中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促使各國社會必須關注環境問題，並開始了對環境敎育的關切與硏究。而後經歷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以及地球高峰會提出了“21世紀議程”。自此，環境敎育成為公民必備的素養，也是國際社會必須共同負擔的責任。

內地及台灣地區近年開展中的課程改革，不約而同地突出了環境敎育的重要。內地全日制義務敎育地理課程標準，首章即明言當今世界正面對日益突出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課程標準訂明環境敎育必須體現在知識與技能、情感態度和價値觀中。台灣地區九年一貫課程，則提出六項重大議題，當中包括環境敎育一環，同時訂明各敎育階段有關環境敎育的理念、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明確指出環境敎育必須融入各學習領域與基本能力中。

九十年代初，黃就順老師與培正中學的史地學會，組織師生製作了一套六冊的環境敎育小冊子，包括人與環境、綠化、大氣污染、垃圾、水污染、噪音，完整地介紹了當時仍未受到充分重視的多項環保議題，更詳細闡述了澳門本地的環境狀況，成為當時開展環境敎育的重要材料。目前，本澳各校課程雖並未統一標準，但多年來各校敎師大多明瞭環境敎育的重要，因此在正式課程中，尤其是理化、地理和科學等科目均非常重視學生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及關注。部份學校更以非正式課程的方式，透過形式多樣的學習經歷，開展如廢品分類回收、節能節水等短中期活動，讓學生身體力行地參與到環境保育的行動中。

鄕土敎育除讓學生明瞭本澳社會文化的歷史沿革和當前發展，知曉澳門自然環境現狀和發展變化以外，更需要加強學生保育本地文化和自然環境的意識和責任，成為一位知行合一的保育行動者，使澳門優美的環境和豐碩的文化可以不斷發展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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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認知付諸行動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09年10月19日澳門日報D07文化教思版

澳門回歸快要十周年了，對社會各領域的回顧與展望蔚然成風，我也想借此對鄕土敎育作一番總結與前瞻。

近十年來，本土意識破土而出，鄕土敎育成為一種亮麗的敎育現象，甚而演化成為一種社會思潮，與身份認同及本土意識互為呼應，各種相關敎育活動日漸增多。這種起源於敎育界的一種時代訴求，反過來成為過去十年敎育界的其中一個時代特色，這是始料不及的。

回首過去，當會發現澳門回歸國家的第一個十年，是澳門鄕土敎育的啟蒙階段。此十年，澳門人在找尋自身文化認同的過程中，本土意識日漸抬頭。在敎育界，學校長期使用移植課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習內容與本地社會嚴重脫節，不自覺地引起澳門部分敎師深層的反思。於是，“敎育本土化”、“課程本地化”等成為迫切的訴求，而推行鄕土敎育，旣是達成這些訴求的便捷方法，也是實現本土化敎育的核心內容。猶記得，2003年澳大敎育學院主辦的一個硏討會上，我發表〈中學“澳門鄕土歷史”課程設計芻議〉一文，首次明確提出澳門鄕土敎育的概念。接下來幾年，我寫了多篇詳細討論澳門鄕土敎育內涵、課程目標、課程結構、課程發展及評鑑的文章。從一開始，黃逸恆老師就是鄕土敎育的積極倡導者，他敎地理，我敎歷史，鄕土地理與鄕土歷史是鄕土敎育的兩大核心內容。我們因鄕土敎育而認識，日常雖少見面，卻因敎育理念相同而在學術路途上共勉互助。2007年元月，本版創刋，我們以“鄕土敎育”為名，正式開設本欄。及後，立法會多名議員都認同鄕土敎育的理念，先後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倡議鄕土敎育，堅定了我們的信念。十年下來，“鄕土敎育”發展成一個敎育術語，具有特定的內涵，為澳門人所認識和接受。

當然，在將過去的第一個十年，除倡導以外，我們連同澳門敎育界許多有心人，還是做了一些實質的工作，如舉辦敎師培訓活動、出版專書、召開不同層次的座談會和硏討會、協助部分學校成立歷史學會等等。

展望將來，期望澳門回歸國家的第二個十年，澳門鄕土敎育進入深耕階段。作為一位身體力行的敎育工作者，近來我常在思考，鄕土敎育的推廣已進行了近十年，我們總不能在下一個十年也還僅僅鼓吹鄕土敎育重要，而不做更多其他的工作。所以，下一個十年，是將認知付諸行動的十年。早前，敎育界舉辦了一個本土歷史敎育座談會，出席座談的六十多位歷史老師經過深入的交流，大致形成共識，我們未來應當做好兩項工作，深化鄕土敎育的推廣：一是盡快開設大規模的敎師培訓課程；二是開發相關敎材，建立全澳性的鄕土敎育資源庫。

或許，這就是我們未來十年需要努力的方向。

圖片來源：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gmCmlMmlxEvGsOEjrSByTPPVfHLZs-oRMLFVILaDZDbH2X5HCgis9JD5KJBbU3gpU4V7kmITRRJE1nvpmnNiyxLDgQ6sh6LTjpqwSjIGDuZMEFGWIzy71b22zguvYW4n0YNYBVf9ayfwI/s400/Right+To+educatio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