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遊戲中學習（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3年04月29日澳門日報D09文化教思版

• 課室內的一側，幾位學生在“建構區”玩積木，合作架起“一幢”三層高的大樓；
• 另一側，一位學生穿上圍裙，戴起廚師帽，拿着工具在“廚房”炮製美食；另一位則在“招呼”兩位客人；“餐廳”外，兩學生正在合作準備一串串的串燒羊肉；
• 在“舞台”前，三位觀衆在細心欣賞四位同學在演《三隻小豬》的故事，扮演大灰狼的正追趕着小豬們；
•  “風箏作坊”內，幾位“工人”正細心地把風箏塗上色彩斑斕的顏料，“師傅”則在旁邊監督作坊的工作流程，不時指導工人用心細作，把握品質要求；
•  幾位學生正準備進入“圖書館”，並出示“圖書證”向館員借書。館內則有幾位學生安靜地閱讀着故事書；
• 圖書館旁邊則是醫院，醫生正在為病人看診，護士在旁為病人準備藥物。

　　上邊的景象，並不是甚麼電腦模擬遊戲，而是在一個三百多尺的課室發生。課室內，正有三十多位四至六歲的小朋友在“上課”。

　　這是山東濰坊市高新區一所幼兒園二年級的班級教學。課室不大，卻分為六個區域，而且井然有序。學生進入區域需要出示入區牌，每個區域則列有詳細的規則。兩位任教的老師穿梭於不同的區域當中，時而指導學生玩遊戲，時而觀察及紀錄學生學習的過程。

　　學校每天的活動大概是這樣安排的：上午早餐後進行一節二十分鐘的“主題活動”，然後是兩小時的“戶外活動”，洗手後吃小點心喝杯牛奶後，就進入教室進行一小時左右的“區域活動（又稱區角活動）”；再而是午飯、散步及午休。起床後，則有一個三十分鐘的“安全教育及演習”，之後就是另外一個小時的“區域活動”。

　　前述的就是這幼兒園一天兩次“區域活動”的景象。

　　仔細走到每一個區域看，小孩子雖然在玩，卻不難發現，區域內的每一件道具甚至場景佈置，皆是經過老師們精心設計的，遊戲極富教育意義。而且，這不是一次兩次的遊戲，只要走到課室外邊，可見有一幅供家長每天查看的、由老師詳細規劃的月度課程計劃，以及每周教學設計，而都是經過規劃的、具階段性的、一環扣一環的幼兒“課程”。

　　“課程”的另一個表現是，小朋友雖然玩得都很開心愉快，卻完全不難發現當中的秩序與規範。那些三四歲的小孩，沒有一個會亂跑，甚至進入另一個區域時懂得換入區牌；圖書區各人會安靜看書，不會打擾別人；顏料、剪工等工具用完，會自覺放回原處；美食區的廚師絕不會隨便把廚帽摘下；表演區中觀衆席的小朋友，會安靜地專心看別的孩子表演，表演完會自動鼓掌表達謝意。

　　這所學校為我們展示的區域活動，完全體現了從遊戲中學習的幼兒課程發展準則。

從《閱讀評鑑報告》看雙職家庭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04月15日澳門日報E05文化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p4.qhimg.com/t0140e02881b7fefb5b.jpg

　　本澳教靑局委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發表的《澳門中小學生閱讀專項評鑑總結報告》（下稱“報告”），透過問卷調查和質性訪談，從側面反映了澳門雙職家庭教育的問題，很有參考價値。茲引部分內容，盼引起社會更廣泛的關注。

　　近年澳門經濟迅速發展，人資緊缺，工資增長較快，吸引更多本地人（特別是家庭婦女）投身職場，使雙職家庭增加，部分甚至要夜班工作和輪班工作，以致家長與子女相處的時間不足，成為澳門教育的新問題。統計顯示，澳門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由○三年的53.5%上升至一二年的68%，反映出家庭中父母雙方都出外工作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反映在閱讀上，就是進行家庭閱讀的時間不多。雖然家庭的收入增加了，但是卻犧牲了家庭教育的時間。

　　報告稱，有老師反映澳門不少家長在賭場工作，而且需要輪班，所以家長都會送學生上補習社，即使每月要二千元學費的補習社依然門庭若市，現在的補習社扮演了家長的角色，有點像託兒所。以前父母都是雙職工的比例比較低，學校舉辦家長會或甚麼活動，差不多所有家長都會出席；現在班上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父母都是雙職工，學校舉辦活動只有幾個家長參加。

　　報告引述有校長指出，澳門很多家長都從事博彩業，他們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連學生校內的功課也兼顧不了，更遑論要他們協助子女閱讀，大部分家長都會把教導子女的責任交給補習社；有心的家長不多，部分家長愛理不理，有些連問卷都不想塡。沒有家長的推動和鼓勵，學生更不愛看書，因此，難以推行閱讀。

　　報告又指出，有家長反映澳門的家長大部分都要上班工作，而且不少是雙職父母，尤其是父母都在娛樂場工作的，大半都會把子女交給學校或補習社，有時候老師接觸子女的時間比家長還要多，對於管教小孩，只能交給學校或補習社代勞。事實上，受訪家長都明白推廣閱讀不只是學校的工作，家庭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環，也知道自己有責任協助子女閱讀，可是礙於生計難以兼顧，只能由學校負責。

　　報告分析指，由於雙職家庭的父母都要出外工作，大部分澳門的家長很難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雖然家長明白，父母的支持和鼓勵對子女養成閱讀習慣起關鍵的作用，但為了生計，只好犧牲了家庭教育，無可避免地把子女交給補習社。其實，此舉對子女的閱讀能力發展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閱讀評鑑報告》的發現對澳門教育界而言不是新問題，但近年卻越來越突顯，閱讀如此，整體教育也是如此。家庭和學校如何通過合作，尋求改善之法，關乎澳門廣大雙職家庭學生的未來。

 

 

期望

文／黃逸恆
刊於2013年04月01日澳門日報C03文化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link.photo.pchome.com.tw/s13/
secretpage/66/127501282826/

　　每個人都會對一些事物有所期望，很多時候這些期望會成為推動我們行動的動力。作為老師，我們經常思考如何推動學生能有積極的學習態度，因此會不斷改進課堂教學，使用具啟發性的教學方法，激勵學生的求知欲，又會採用更多促進學生學習的評核模式，推動學生提升學習成效，目的就是希望學生有所期望。

　　學校的生涯規劃輔導，是使學生能對未來有所期望有所憧憬的重要環節，當學生基本建立了自己中長期的生涯規劃，就會自然成為自發學習的動力，積極的學習態度自然會由此形成。那麼，現時我們的學生對學校的學習，對自己的未來又有什麼期望？以下的研究發現或許有助大家掌握學生現時的想法。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中，社會可能較多關注學生的成就表現，而一定程度地忽略了PISA計劃中的其他研究發現。事實上，這些研究發現對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尤其對於我們育人工作的加強甚有啟發的意義。

　　從PISA的2009年數據資料可知，澳門參與計劃的十五歲學生中，有35%期望將來能讀完大學（韓國比例最高［80%），拉脫維亞最低［25%］）；其次，有7%的高表現學生不期望上大學，而有21%的低表現學生認為他們將來能上大學；再次，有18%的學生期望在高中階段結束他們的正規教育。

　　上述的數據，PISA研究給予我們幾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第一，7%高表現學生不期望上大學，這意味著這些潛在人才將有機會流失，因此學校和老師有需要珍視這些孩子往後至少三年的學校生活時間，激勵他們建立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卓越的成就；

第二，要重視21%的低表現學生認為他們將來能上大學的想法，激勵和支援這些在學習上稍為落後但有抱負的學生，改變學習的表現並給予他們更多的成功機會；

第三，而近五份之一的學生如選擇只完成高中教育階段，則有必要協助這些學生在往後的學習中，加強其投入到勞動市場所需具備的技能和素養，當中，近年政府推動學校在普遍高中設職業技術課程應有一定幫助；

第四，比對2003年，期望將來能讀完大學的澳門學生減少了近一成，說明近年經濟的發展，對學生的職業和生涯規劃帶來比較明顯的變化。

　　個人絕不認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說法，作為老師的我們都期望，外在的激勵能使學生逐漸成為內在的期望，適當的期望輔以合宜的輔導和協助，將有助其不斷追求卓越，也就是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之所謂“蹬腳摘果”的概念。

　　資料來源：OECD(2012),GradeExpectations: How Marks and Education Policies Shape Students’ Ambitions, PISA,OECD Publishing.

從《閱讀評鑑報吿》看留級問題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03月18日澳門日報E03文化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farm6.static.flickr.com/
5253/5579297992_fa740d2844.jpg

　　受澳門教靑局委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對澳門學校推動閱讀作專項評鑑，發表《澳門中小學生閱讀專項評鑑總結報吿》（以下稱“報吿”）。報吿將閱讀從傳統的語文教育中抽離，以更廣闊的社會教育背景檢視有關問題，從政策、學校、家庭、社會四個層面探討了影響學生閱讀表現的因素及提出建議，其中特別指出閱讀與留級的關係，值得深思。

　　報吿對高中三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高中三學生從來沒有留級，他們的答對率是最高的，約為四成；約二成高中三學生曾留級一次，他們的答對率約為三成七；一成半高中三學生曾留級兩次或以上，他們的答對率是最低的，只有大約三成。報吿指出從高中學生的閱讀成績發現，學生留級次數愈多，他們的中文閱讀能力愈低。留級對於提升學生閱讀能力不單沒有幫助，反而有下降趨勢。這項發現與PISA2009年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參加測試的15歲學生，澳門以初中生佔多數，外地卻一般以高中生佔多數，從中也反映出澳門留級問題的嚴重。報吿認為留級的學生因耗用時間重複學習內容，以致失卻學習新知識和技能的機會，在PISA這種無特定範圍的能力和素養的評估中，更顯不足。

　　報吿分析，從高中三學生留級的數據顯示，澳門學生升學、考試的壓力不小，學校和家長會比較看重學生的成績，反而忽略了培養學生的閱讀素養，所以建議當局應加強對家長的教育，以及改變學校對留級的傳統看法，讓學生可以投入更多時間在閱讀上。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認為以上結果和分析是適切的。解決留級問題，首先要研究留級是否眞的能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不是單指某個學習環節。我一直為澳門教育的高留級率而難過，因為數字的背後，代表每年有數千名學生必須花多一年時間重讀一個年級，當中虛耗的個人時間和社會成本，難以估量。反對留級，絕不是要放任教學質量，而是宏觀上質疑留級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作用，以及其作用與代價的比例是否值得。

　　有傳統意見認為，留級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這或許有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關注眼前成績，不重視全人發展。舉個例子，有個初中學生因為物理某個章節學得不好，當年考試該科很低分，哪管其他各科都合格，但仍然留級了。結果是留級一年後，物理成績依然不見有大的改善；雖或有改善，代價是多花了一年的靑春，錯過了與同齡人同窗共讀的機會，身心受損，學習熱誠受到打擊，值得乎？

　　《閱讀評鑑報吿》在閱讀以外給澳門教育帶來的啟示是，留級不僅沒有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特別是綜合素養，反而妨礙了學生在其他方面的發展。《多啦A夢》中大雄有句笑話：沒有一個老師能教所有科目，為甚麼要求學生學懂所有科目？童言無忌，為我們反思留級問題提供了多元的空間。

學習共同體（三）

文．黃逸恆

刊於2013年03月04日澳門日報D08文化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
learning3/japan/images/3.jpg

自佐滕學教授在一九八年與神奈川茅崎市教育委員會合作，沿着“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建立起濱之鄉小學後，單在日本，至今已有近千所的中小學引進了這種以學習型社群為核心理念的教育模式，“濱之鄉模式”成為日本革新教育的代名詞。

佐滕教授倡導學校應該充滿“協同學習”的氛圍，孩子不再是獨立的個體，整個課堂的所有孩子以協同學習的方式，不斷展開對話、思考、辯論和合作。學習不再是簡單的輸入、刻板的背誦，取而代之的是不斷進行分析、綜合、比較、評價和創造等的高層次思維。學生們一起協作開展不同領域，甚至跨學科的研究性學習，共同研究他們喜歡的課題。這種革新的改變，奇蹟地使學校原來的二十多名輟學生最後全部回歸校園，至今仍保持零輟學的狀態。

“學習共同體”所倡議的不僅是學生與學生、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協同學習”，誠如佐滕教授多次的強調，“學習共同體”這個教育理念要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是所謂的“全校參與”——“協同學習”應同時在教師與教師之間，科主任與教師之間，不同科目教師之間呈現。

“校內研習會”是體現上述教師間協同學習的重要體現。所謂校內研習會，華人地區比較多採用的說法是“教研活動”。佐滕教授深信，教師工作的專業體現不僅在於傳道、授業、解惑，更不能只停留在教書的層次。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應該能夠不斷思考教育，應該不斷吸收、消化、創新；同時，教師不能再是單打獨打鬥地面對教育的種種新議題與新挑戰，教師與教師之間，應該建立更緊密協作的關係，彼此之間互相分享、指導、學習。

近年，澳門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動學校進行持續的教育改進計劃，並已漸見成效，當中尤其以“教研活動”的推動，使得不少的學校陸續建立起類同“濱之鄉模式”的“校內研習會”制度，科組甚至跨學科教師一起協作開展互動研究，透過集體備課、互相觀課、課後回饋互動的模式，不斷改進和提升教學品質，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濱之鄉模式”成功之處不在於模式的複製，更重要的是要眞正明白佐滕教授所指的“學習共同體”當中“共同體”的理念，師生之間、學生之間、教師之間，必須共同建立起學習型社群，互相扶持，共同成長。

學習共同體（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3年02月04日澳門日報E05文化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parenting.com.tw/

上期談到，日本東京大學佐藤學教授提出以“學習共同體”為目標的教育改進研究，並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走訪二千多所中小學校，親身深入到教育的第一線現場，與教師共同建立和組織學習社群，推動學生走向眞正的學習，成果斐然。佐藤學教授提出的“學習共同體”，核心理念在於從過去以“教師教學”為中心、著重訓練的教學模式，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透過社區、家長及教師通力合作，建立一個能夠關注每個孩子學習的“學習共同體”。

由於佐藤教授的名聲，以及其研究的成果卓著，“學習共同體”這個教育改進理念迅速影響到周邊國家地區教育界的注意，紛紛組團參觀學習，甚至在本國或本地區組織相關的教育團體，與中小學校協作推動理念的實踐。

不難發現，“學習共同體”這個看似新的教育名詞，其實就是近十多二十年以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共同方向，即從教師和學科中心走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即便是新瓶舊酒，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教育改革的方向應該還是大部分教育同仁共同期盼的改進目標。

上星期，香港教育學院的鄭燕祥教授，為澳門近百位教師主講了一場深有啟發的座談會，鄭教授的分享主要圍繞香港課程改革的實務管理經驗，結合澳門課改的發展方向，介紹了作為學校課程領導與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與任務。當中，鄭教授分享了他三十多年前初任中學教師的一段經歷。

教授取得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士畢業後，投身到一所香港郊區的工藝男校任教物理。由於是一所工藝男校，沒有多久他就發現，學生的學術水平根本無法成為物理學家，他過去的成長經歷和學習經驗無法複製給學生。作為物理老師的他矛盾因此而來，不能培養學生成為科學家，哪教書的意義何在？

確實，包括我在內，不少教師都以培養學生成為自己作為教學的核心任務。我們經常會以自己的成長經歷作為對學生的要求，因為我這樣的經歷現在我才有出息。不知不覺地，所謂教師中心和學科中心，就成為了教師心中的一塊磐石。

鄭教授回憶說，他後來想通了：教學生不是為了讓學生成為科學家，而是要讓學生具有科學態度和科學的探究精神。這麼就簡單了，因為他知道不管是什麼孩子，也無論其能力高低，態度和精神都是可以養成的。於是，鄭教授就開始嘗試把大學裡才會有的研究性學習，引入中學的課堂並以專題的方式進行研習。開展的過程中，老師、組長、組員一起進行，共同分工搜集、分析材料、撰寫和發表報吿，別的組向之提出問題，小組共同應對回答。從此，學生們都變得積極主動，組員之間有規劃、實踐、領導、評估、同輩訓練、多元的創造及探索精神。最後，鄭教授補充說，他之前認為不可能成為科學家的學生，有的最後成功升讀工程和科研專業。

三十多年前，“學習共同體”的精神已經在鄭教授的課室中充分體現了。

民主教育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01月21日澳門日報D08文化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10think.com/wp-content/
uploads/2011/08/AF01CA16-ED5B
-4028-92D2-0A3CD67251F3Img100.jpg

每當論及澳門民主政制的發展，總有意見提出澳門人的素質低，不適合發展民主政治。這種以精英自居的觀點既貶低了澳門人，也誤解了民主的意義和內涵，但卻帶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民主教育。

胡適的老師、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在其名著《民主與教育》中對“民主教育”的論述廣為後世認同，他認為自由、民主與教育三者互為關連，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模式，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社會人人自由與平等，教育有助於發展民主和自由；反之，民主自由的社會，又有助於教育的發展。杜威提出民主需要教育，並不等於沒有民主教育以前就不能發展民主，而是透過教育，可以建構一個更穩定、更理想的民主社會。

近年，澳門因應社會進步，許多旗幟鮮明的主題教育，如生命教育、國民教育、生涯規劃教育等相繼進入學校課程，惟澳門作為一個在民主政治尚處於探索和起步階段的華人社會，“民主教育”卻鮮有人提出，在學校課程中的份量就更是亟待加強。

根據一些研究，“民主教育”是指以專題教育形式向學生傳播民主思想，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和態度，使學生掌握民主知識，透過民主實踐形成民主生活的能力，成為自由社會的民主公民。一般認為，民主的內涵包括平等、公共、參與等意識；理性、寬容、懷疑等態度；何謂民主、如何民主等知識；表達、溝通、協商、辯護等能力。所有這些，都是民主教育的內容。民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但不是公民教育的全部，公民教育應當包括民主教育，民主教育是公民教育在“民主專題”上的一種深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單獨提出民主教育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它關係到社會最重要的議題。學校教育的責任就是要把民主的理念和經驗教授給學生，培養學生成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履行民主的責任，分享民主的權利。

需要說明的是，正如教育界所認識的那樣，任何的主題內容所說的“進入學校課程”，往往不是指單獨設科，而是通過對原有課程的改革和統整，將新的內容融入到不同年級、不同學習領域、不同科目的教學中，使學生的學習更適切，更均衡，更符合社會的新需要。

杜威對民主教育提出許多具體可行的方法，教育民主化是“民主教育”最好的示範，而教育民主化就是以民主的精神去改革教育和經營學校，也就是說，要建設民主的學校，讓學生在民主的真實的環境中體驗和學習民主。

人類文明發展史表明，民主有助於社會政治的穩定，有助於權利的平衡，有助於增強社會凝聚力，有助於伸張社會的公平正義。今天，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値，無論社會的發展水準為何，都有發展民主的條件，人民享有民主的權利。

在澳門，我相信無論是反對盡快推行民主的人士，還是支持普選的人士，都認同“民主教育”的重要，那麼，如何發展“民主教育”，已成為一個迫切的教育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