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教育政策的原意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1月20日澳門日報D05教思版

圖片來源：philbasiceducation.blogspot.com

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提出：“政府和家庭，均有責任提供教育經費。”這是國際上對教育財政的普遍觀點，區別在於政府和家庭的投入比例，在各國各地區、各教育階段都不盡相同。在澳門的非高等教育領域，從1995年開始在幼稚園三年級和小學推行“傾向性免費教育”，到今天全面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實現了從家庭負擔為主到以政府承擔為主的轉變。在政府稅收持續增長下，多年下來，澳門居民或許已忘記了，家庭在教育經費中應承擔一定的責任。

具體到對學生的資助，無論是入網還是非入網的私立學校，政府相關投入都有大幅的增長，其中尤以不入網學校的增長為多。以初中為例，入網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每人5,800元，上升至2013/2014學年的每班82萬元（每班25－35人，即每人32,800－23,428元），以下限計增長三倍多、以上限計增長4倍多；學費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每人2,200元，上升至2013/2014學年的每人19,600元，增長近九倍。數字反映回歸十餘年間，教育經費的投入與配置出現了兩個大轉變：一方面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的確大幅增加，使家庭在教育方面支出相應大幅減少；另方面，發放給未入網學校的學費津貼的增幅遠高於發放給入網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兩者的最少差額只有3,828元。

當然，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的差幅，因應班級人數不同、教育階段不同有不盡相同的數字，但無論如何計算，數字都反映過去由於學費津貼的增幅高於免費教育津貼，使兩者的差距逐漸縮小。

由於未入網學校比入網學校擁有更大的辦學自主性，包括可以徵收各種學雜費用，從而在教育資源上享有更大的優勢，使其在教學人員薪酬待遇、校園環境與設施、行政彈性等方面或會優於入網學校。若不改變這種狀況，不僅使免費教育的政策失去公平，更嚴重的是或變相鼓勵學校不入網，不排除有一定辦學聲譽和條件的學校為增加資源，或會考慮脫離免費教育網絡，從而損害已成功推行多年的免費教育政策。

從教育公平角度看，如果有學生不接受免費教育的公共政策和福利，在教育市場尋求他們認為更心儀的私立教育學校，則其家庭必須要有為此付出更大教育開支的心理準備。這不是政府不提供相同的公共教育資助，而是學生基於自身的教育理想而放棄了有關權利。

當然，政府可能已經意識到這個情況，2013/2014新學年已開始調整有關公共教育經費的配置比例，使免費教育津貼的增幅高於學費津貼。要全面推行免費教育及公共教育政策，促進教育公平，鼓勵私立學校加入免費教育網絡，日後應持續保持免費教育津貼的投入增長高於學費津貼，使入網學校和未入網學校在教育經費來源上保持應有的差異，從而體現免費教育政策的原意和相對的教育公平。

翻轉學習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1月06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深圳市南山實驗學校的老師們利用課堂以外的時間，透過學校架設的雲端技術，將精心設計的敎學影片上載到學校雲端敎學平台中。上課前的課室，同學們正在透過校內無線網絡，利用各自的流動裝置，反覆觀看老師預先錄製的敎學影片。課堂內，學生以四人為小組進行小組學習，就已預習的影片內容進行討論和對話，老師遊走各組聆聽小組的討論，適時提出一些討論和思考的方向，發展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或指導學生進行實驗和觀察，開展實踐性的學習。課堂後段，同學在平版電腦上完成作業，老師利用雲端技術收集的資訊，即時掌握班內各同學作業的結果，適時與同學進行分析討論，及時解決同學未能掌握的知識點。一場“翻轉學習”的敎育改革，正在南山實驗學校內悄然展開。

　　所謂“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就是利用科技的輔助，敎師預先因應課程的規劃和敎學的進度製作敎學影片，同學在上課前利用互聯網進行預習。課堂上，敎師則以分組的方式，就學生預先所學進行討論、實驗和完成作業。

　　鄰近的中國台灣，高等敎育亦在開展“翻轉學習”的敎育改革。台大電機系的葉丙成副敎授是台灣第一批把課程放上MOOC（大規模網絡公開課程）平台的敎授之一。葉敎授要求學生上課前上網看影片預習，上課時間主要用作與學生討論問題、進行個別指導。事實上，類似的MOOC課程早在美國盛行，著名的包括由Salman Khan創立，Bill Gate和Google等贊助成立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翻轉學習”模式源於○七年美國的林地公園高中，起初是兩位化學老師為了解決學生缺課的問題，使用熒幕擷取軟體錄製簡報與講解旁白短片，並上傳到YouTube網站，讓缺課的學生自行上網學習。後來發現此一方式不僅使缺課的同學返回學校，其他同學的學習亦有所進步，從而進一步摸索出一套“以學生自影片講解預習，課堂內設計大量互動時間，並替實驗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學生解決問題”的敎學模式。

　　“翻轉學習”改變了上課敎師講授知識，同學在課堂學習知識，課後完成作業此類傳統敎學的順序，使課堂成為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對話的互助式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平台；課堂以外以預習取代作業，學生知識的學習從課堂內的四十分鐘大幅擴展至課堂外的任何時間，被動式的課後作業轉變為互動式的即時回饋，學習的成效得以大大提高。

　　互聯網等資訊科技的發展加速了全球化的程度，知識和能力的習得早已跳出了學校、課堂、敎科書等單一環境。個別化的、沒有時空限制的學習早已盛行。筆者最近學習煮飯做菜、太太學習毛冷編織，早已放棄報讀固定課程的方式，轉而在YouTube上隨時隨地輸入大江南北世界各地的菜譜和煮法，不但可反覆重播，更可集多條敎學短片的精華，融會貫通。“翻轉學習”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必然產物，廣大的敎師同仁大可嘗試了解箇中理念和方式，在課堂中試驗成效。

 

圖片來源：http://usergeneratededucation.wordpress.com/2011/06/13/the-flipped-classroom-model-a-full-picture/

殊途同歸：鄉土教育與澳門學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12月23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cchmi.com/Portals/0/aomen001.jpg

　　上世紀八○年代後期，一批澳門研究者本着“知鄉”、“愛鄉”、“興鄉”的赤子情懷，倡導建設“澳門學”。所謂“澳門學”，大致是指研究澳門的一門學問，其具體問題意識、內容、精神和方向，學術界尚未有共識，我們大概可以把它理解為對澳門這方土地充滿人文關懷的澳門研究。

　　三十年來，伴隨中葡談判和澳門主權回歸，澳門各領域的研究深入開展，建設澳門學的呼聲也此起彼伏。至今，限於理論研究不足，澳門學雖尚未能成為一門“學科”，但相關澳門研究，尤其是在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教育等領域，卻取得廣泛而矚目的成果。最近幾年，澳門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城市景觀和人文環境急速變化，社會出現“文化焦慮”的集體心理狀態，澳門學再次以本土關懷的形象走入公衆視野，相關話題和研究，或虛或實，都熱鬧了起來。對學術界來說，澳門學的提出是深入研究澳門的一種學術自覺；但對澳門社會而言，澳門學的萌芽與發展，是社會對學術提出的一種要求和期待。澳門學正是在這樣一種“自覺”與“期待”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實現學術成長。

　　澳門鄉土教育與澳門學在澳門的發生發展，有相近的經歷。

　　澳門鄉土教育是指本土知識的教育，當中尤指本土歷史、地理、文化、社會、法律等範疇的教育，強調關懷鄉土，養成“愛鄉”情操，掌握“興鄉”技能。鄉土教育作為一種學術論述正式被提出來，是在澳門回歸初期，時間比澳門學要晩。回歸前，澳門教育長期缺乏本土知識的教育，使學生的知識存在結構缺陷，繼而產生身份和文化認同危機。這個問題存在已久，但一直未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有所重視，卻終究沒有行動。回歸後，我們提出鄉土教育的理念，從論述到實踐，經過十多年發展，逐漸使鄉土教育成為社會共識，進而透過正規教育課程改革和社區輔助教育，使相關共識轉化為實踐。對教育界來說，鄉土教育是教育改革過程中的一種教育自覺；但對澳門社會而言，鄉土教育的萌芽與發展，是社會對教育提出的一種要求和期待。澳門鄉土教育正是在這樣一種“自覺”與“期待”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從論述走向實踐，初見成效。

　　以上就是澳門鄉土教育與澳門學相近的經歷，即其發端與成長，既是專業內部的學術自覺，也是社會的要求。不同的是，鄉土教育有較為具體的問題意識，內容和目標；澳門學的相關概念、範圍、內涵和價值等問題尚待深入研究。然而，殊途同歸，澳門鄉土教育與澳門學都是在澳門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對澳門這片土地展現出的人文關懷，旨在研究澳門，詮釋澳門，服務澳門。透過這兩個例子，我們或許可以從側面了解學術之於社會的影響：細水長流，匯流成川。

 

果實

文．黃逸恆

刊於2013年12月09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上星期，PISA2012成績全球同步公佈，參與是次測試的澳門學生喜獲佳績，數學、科學和閱讀素養皆有進步，而且位居國際前列。

正如大多數教育同仁所言，這次成績的大幅進步，絕非偶然。2012的PISA成績更別有意義，蓋因2012年受測的十五歲學生，正好是特區成立初期入讀幼兒教育階段的學生，因此可以說，這次測試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回歸以來，政府、學校、家長、社會等持份者在教育發展上所作貢獻的一張成績表。

首先，特區成立以來，教育經費的投入持續加大，保障了教育的質量、公平與均衡發展；同時，教育發展基金的設立，更讓學校有更多的條件因應學校的發展需要，因應學生的個性特長，持續改進學校的課程與教學，為學生開展多元豐富的學習體驗；另一方面，一系列的措施在過去一段時間適時推出，使學校在課程發展、閱讀支援、多元評核、小班教學、小組學習、餘暇活動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標和方向。

正如有學校校長在PISA發佈會上提到，這次成果，對廣大的教育同仁而言是一個肯定，肯定了大家的貢獻，亦肯定了大家過去共同邁進的方向之正確。

有評論提到，這次PISA的成績雖然有了進步，但比較其他亞洲的發達地區，諸如中國的上海、香港、台灣，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地區仍有一些距離，對於當前區域高度融合、地區與國際間的間隔日漸消減的全球化時代，澳門學生的能力仍然有相當的空間去不斷提高，才能應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確實，這點筆者相當認同，事實上，特區政府在今年施政報吿提出人才建設的長效機制，正正就是回應這點所提出的具體政策。2012PISA成績亦反映了一些不足和可進一步改進之處，這都是今後廣大教育工作者須要進一步努力的地方，當中包括：高水平的學生比例有所增加，但比較周邊國家地區仍然不足；低成績的學生改善未見明顯，支援學習的工作有待加強。因此，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拔尖保底工作要深入開展。其次，比較女生而言，男生的數學成績雖有進步，但科學和閱讀仍然落後於女生，學習成效的性別差異成為今後大家必須努力思考和改進的議題。

此外，値得大家重點關注的還有兩點：第一，澳門的教育公平位居世界前列，這是多年PISA測試對澳門教育成果的最重要肯定，或許大家都比較關心成績，但必須留意，PISA測試上仍有不少國家地區的成績雖高卻公平度欠佳，這是作為教育工作者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茲因大家都認為教育應該是促進學生向上流動的重要方法。因此，保持澳門教育的高度公平，比提升PISA成績更為重要；第二，包括澳門在內，大多數高成就的國家地區，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對學校的歸屬感都較弱。如何在提升學生成績的同時，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仍是未來需要努力思考和實踐的方向。

 

圖片來源：http://www.wired.co.uk/news/archive/2013-03/25/hypoallergenic-apple

教育投入與專業發展津貼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11月25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目前常規性的公共教育財政主要通過學校（免費教育津貼或學費津貼）、教師（專業發展津貼）和學生（書簿津貼和其它助學津貼）三個管道投放。當然，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名義上是發放給學生的，但實際上是由政府直接存入學生就讀學校的賬戶，是私校主要的經費來源。除常規性收入外，私立學校還可以根據發展計劃，向教育發展基金、澳門基金會、科學發展基金及其他公共機構申請各種專項資助。新學年，學校獲得的免費教育津貼或學費津貼和學生獲得的書簿津貼都有了提高，但教師的專業發展津貼卻沒有增加，公共教育財政投入的政策方向引人關注。

教師專業發展津貼前身為教師津貼，以具有師範本科文憑的中學教師為例，其教師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1,980元，增至2012/2013學年的4,800元，約增加了1.5倍。當然，從2012/2013學年起，教師實行職級制度，4,800元為基數X，是第六級教師的津貼額，具備資歷的教師依次可獲得相應倍數的津貼額，最高級的一級教師津貼額為X的1.8倍，即8,640元。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最初的諮詢文稿擬將教學人員的職級收入差額，包括政府發放的專業發展津貼和學校發放的薪酬，同樣定為1.8倍。後來由於有辦學團體和學校擔心學校財政無法負擔，相繼提出反對，政府作出修改，將學校的職級薪酬差額大幅縮減至1.3倍，為起表率作用，由政府發放的專業發展津貼職級差維持為1.8倍。這個諮詢和立法過程，顯見政府期望拉大教學人員的職級薪差，為教學人員的職業生涯創造更具前景和合理的薪酬制度。

在《私框》規定“不牟利私立學校須保證每個學校年度教學人員的報酬及公積金供款支出佔學校固定及長期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以上”的情況下，增加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理論上教學人員的薪酬必然得到相應的調升。但實際上，這種調升的薪酬幅度和受惠人員的廣度，卻會因應各校的人員結構、員工數量、教師的職級薪差、學校領導及中高層管理人員與教師之間的薪差等情況不同，落實到各所學校、各個職級教師的身上，差異之大是可以評估得到的。更何況，目前有約八成學校，教學人員的職級薪差只有1.3倍，比起專業發展津貼的1.8倍少得多，相應薪酬加幅也少得多。

簡單地說，要持續增加教學人員的薪酬待遇，調升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遠遠比不上調升專業發展津貼來得直接。旣然非高等教育的常規性支出主要用作教學人員的薪酬待遇，而政府的政策原意是根據教學人員的資歷給予最高1.8倍的薪差，現時的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金額已對學校的日常營運有基本的保障，一些非經常性的開支又可以申請專項資助，所以，未來的公共教育財政的增長點應主要投放在專業發展津貼，而非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

這種共公教育財政投入的策略性轉變，不是要減少目前的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不影響學校的發展，而是通過未來公共教育投入增長的策略性傾斜，使教學人員更直接分享教育資源，更大限度地發揮公共財政對教育的宏觀導向作用。

圖片來源：http://edu.yc.nx.cn/news/nxxw/201206/W020120608348190117491.jpg

公共教育財政的投入與分配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10月28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回歸後，特區政府明顯加強對教育的宏觀管理與監督，隨著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政府對教育的公共財政投入也逐年穩定增長，逐漸形成為具體的教育財政政策。

○六年頒佈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規定：“在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預算時，非高等教育被視為主要優先項目之一。”後來，《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在財政方面也明確提出：“在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中，確保非高等教育財政投入具一定的增長速度。將非高等教育的開支在政府公共總開支中所佔的比例提高到理想水平。”這些規定雖然還不夠具體，也欠缺檢驗標準，但還是反映了特區政府重視教育，逐年增加教育投入的決心。

在上述教育政策的主導下，澳門非高等教育領域的公共財政支出由○二年的10.07 億元，增加至一一年的32.92 億元，十年間增長超過兩倍。這樣子的增長，可以從具體的校園環境、教學設備、學生活動、教師待遇等方面顯示出來，教育同工當感受至深。

隨著公共教育財政投入持續增長，社會開始關注教育產出的問題，即是期望教育品質獲得提升，從而體現教育經費增長的成效。要強調的是，公共教育財政的投入是增加了，但有兩個核心問題需要省思：與國際教育指標相比，澳門的公共教育財政投入是否足夠？公共教育財政的分配是否合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建立了一套備受認可和成熟的教育指標系統，當中教育財政與人力資源的指標，就包括生均教育經費、公共教育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値的比例、公共教育支出佔政府公共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等指標。其中後兩項指標，也是當前國際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教育經費支出水平的主要依據。以一○年為例，澳門公共教育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値的2.5%，公共教育支出佔政府公共財政總支出的14.9%，與鄰近地區，甚至是OECD先進成員國相比，水平普遍偏低。這反映澳門今天公共教育經費的相對充裕，主要原因是從澳葡時代起，政府對教育的承擔實在是太少了；今後相當一段長時間，我們仍得貫徹逐年增加教育投入的政策，以便教育財政指標追上世界先進地區。

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中國的傳統智慧，適用於公共教育財政的分配原理。我們都知道沒有絕對的公平，但公共教育財政還是要盡可能追求公平與效益，即通過教育經費的投入和配置，維護教育公平，促進教育質素。目前公共教育財政主要通過學校（免費教育津貼或學費津貼）、教師（專業發展津貼）和學生（書簿津貼和其它助學津貼）三個管道發放，其當前比例和將來的增長趨勢，對澳門教育的未來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例如在新學年，發放給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學費津貼，以及發放給學生的書簿津貼都獲得提升，但發放給教師的專業發展津貼卻沒有增加。在加與不加之間，其出發點是甚麼？決策的過程是怎樣的？目標又是甚麼？我的意思不只是為教師爭取提升專業發展津貼，而是以此為例子，反思教育投入的公平和效益？

總之，公共教育財政的投入與分配，不但要追求數量的相對充裕，更要硏究分配的合理和公平，從而發揮公共財政對教育發展的宏觀導向作用，提升教育的效益與品質。

圖片來源：http://photocdn.sohu.com/20120313/Img337599179.jpg


 

柯麟的故事 澳門的歷史

文．林發欽

刊於2013年10月14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從今天起，澳廣視將一連五晩，於晩上八時播出粵語版文獻紀錄片《柯麟醫生》。我觀看過普通話版，紀錄片不僅是柯麟的故事，更是澳門的歷史。

紀錄片由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與澳門基金會聯合攝製，根據柯麟的一生，分成“時代洪流”、“南國密使”、“仁心仁術”、“濠江風雲”、“迎接黎明”五集，每集約二十五分鐘，生動地重構了柯麟醫生不平凡的一生。要了解澳門現代史，這是史料豐富的紀錄片；要推廣鄕土教育，這是可供選擇的輔助性影視資料。
 

柯麟是一位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澳門鏡湖醫院首任院長、著名醫學教育家，長時間生活在澳門，對澳門現代歷史影響深遠。柯麟作為一位早期有重要貢獻的共產黨員，直屬中央黨務系統。新中國成立後，他沒有到中央任職，而是選擇留在廣州繼續服務社會，並兼顧在澳門的工作。是故，柯麟沒有顯赫的政治職位，但其廣結澳門上流社會賢達，誠心服務基層市民，扶危濟世的澳門經歷，使他在澳門廣受不同階層人士的愛戴。
 

紀錄片以“故事”形式鋪陳叙事，環環相扣，充滿戲劇衝突，卻不偏離歷史眞實，向觀衆展示一個個動人的澳門故事。
 

一九三五年，柯麟被派到澳門開展地下工作，由此開始了他在澳門長達十七年的“潛伏歲月”。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聯絡和照顧生活在澳門的北伐名將葉挺一家；也因如此，柯麟與葉挺一家結下濠江情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葉挺隨即結束在澳門相對安穩的生活，踏上前線，率領新四軍共赴國難。當中，有柯麟主要的功勞。

抗戰開始後，隨著大片國土失守，大量知識分子和抗日人士避居港澳，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參與救國運動。一九四一年底，香港迅速淪陷，大批文化精英未能及時撤退，極有可能對個人和國家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在民族命運攸關的生死時刻，柯麟再次臨危受命，在澳門參與了著名的“香港大營救”行動，以沉著冷靜、縝密細膩的性格和才能，透過不同的管道救出何香凝、梁漱溟、夏衍、柳亞子等人，成為這些愛國人士逃出日寇魔掌的關鍵人物。
 

柯麟本身是一位醫生，在澳門開設診所，以低廉的診金為貧苦大衆醫病，贏得了極佳的口碑。一九三六年，柯麟加入鏡湖醫院工作，擔任鏡湖醫院護士學校義務教師和醫院義務醫生，一九四六年起擔任院長，至一九八四年因年事已高而辭職。服務鏡湖近五十年，促進和見證了澳門最重要私立華人醫院的發展。孫中山與柯麟，同樣成為了鏡湖的驕傲。
 

紀錄片還展現了柯麟與何賢、馬萬祺等一批當代澳門賢達志同道合，愛國愛澳，相識相知的歷程，澳門老居民看起來，更顯親切感。撥開歷史的迷霧，逝去的歲月似遠還近，今天的發展早就隱藏在昨天的往事之中！

吳志良博士以“濠鏡擎天弼，典範貴如一”概括柯麟一生與澳門的關係，恰如其分。柯麟醫生生於苦難中國的時代，一生經歷晩清、民國及新中國三個時期，是一位典型的愛國主義者，發生在他身上的往事，就是家國的歷史，澳門的歷史。

圖片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res/1/20131014/509213816860997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