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1月05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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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頒佈與實施，學校教育尤其課程發展將邁向新的發展階段。衆所周知，學校教育品質，關鍵在於課程的持續改進與發展，而作為學校課程改革的重要持份者──教師，將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澳門新一輪課程改革，強調提供學生一個全面均衡同時兼顧學生個性發展的學習經歷，配合《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以提高教育品質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任務。課程改革將重點發展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使學生能具備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關鍵能力，並在全球化、區域聯繫和資訊科技飛速發展等背景下能應對不同的競爭和挑戰。

    綜觀全球各國近年的教育發展，無不透過各類的政策措施，推動學校課程改革，從而提升各國學生的競爭力，應對全球化為各國經濟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月前，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宣佈將採取一系列政策，提升英國學校在數學和科學兩方面的教育品質，同時，建立數碼技術學院，積極培育資訊科技人才。

    上述的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加大教師培訓的力度，提升數學與科學教師素質。將推出預算六千萬英鎊的五年計劃，讓現職的十萬五千名數學與科學教師參與培訓，並將額外招聘二千五百名數學與科學教師，為提升及持續改進學校數學與科學課程提供有利條件。

    其次，提供獎學金培養優秀的年輕教師加入教育體系。未來，在A-Level考試取得優秀成績的學生，如在大學主修數學或物理，並承諾畢業後加入成為中小學數學或科學教師，將能領取優厚的獎助學金，預計獎助範圍將可含蓋75%的學費和部分生活費。此項新政，最快明年申請入大學的高中生可以受惠。

    此外，將在二○一五年設立倫敦國家數碼技術學院，以提升全球化底下的經濟競爭力。學院預計在五年內為五千名學生提供數碼科技的技能課程。這項計劃已經得到了包括Deloitte、IBM和Henderson Global等跨國科技公司的支持。

    首相卡梅倫宣佈上述新政時提到：“在現代化的世界，成功沒有甚麼秘訣。如果一個國家希望在全球的角逐中取得優勢，孩子們能夠有競爭力獲得最好的工作，你就需要數學和科學好的人，就這麼簡單。因此，今天我們要致力於提供更多的優秀的數學和科學教師。”

    回頭再看澳門近年相關的政策不難發現，上述所引述英國首相的教育新政，澳門早年已在積極推動，尤其在澳門參與PISA測試以來，在比較客觀和全面檢視澳門學生在數學、科學和閱讀等素養水平後，持續推出一系列有系統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使澳門學生在多次參與測試中獲得較佳的表現；與此同時，因應教育發展的需要，近年推出“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資助計劃”，鼓勵更多優秀的學生加入教育團隊之列。

    上述的政策措施，無不有助推動澳門教育朝更優質的方向發展，藉以提升學生的競爭力，從而使能應對未來的各類挑戰。

回歸十五年私立大專院校的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2月22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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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大專院校龐然崛起，是澳門回歸十五年高教發展最重要的特徵和現象。

    回歸前十年，澳門高等教育以公立院校為主，如鏡湖護理學院等專科私立院校，雖然一直存在並逐漸升格，但私立院校在澳門高教系統中，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觀乎澳門基礎教育，自古至今都是以私立學校為主；歷史上，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從早期的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到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東亞大學，都是私立院校。及至一九八八年，澳葡政府為更有針對性地培養本地人才，透過澳門基金會收購並重組東亞大學，逐漸發展成今天的澳門大學、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三所公立高等院校。從一九九一年公立澳門大學正式成立，到回歸前的一段時間，澳門私立大專院校雖有發展，但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仍是以公立為主。

    回歸後，澳門高教發展的總體態勢是公私立院校齊頭並進。公立院校在資源優勢下，質和量俱得到提升；私立院校在政策優勢下（如土地政策、開放私立院校低門檻開設碩博士學位課程的教育政策），以量取勝，迅速佔據澳門高教的半壁江山。具體考察，顯見科技大學龐然崛起，城市大學“借殼上市”，強勢“回歸”澳大舊址，其他私立專院校大部分在課程和校舍上都得到拓展，使澳門高等教育格局發生極大的改變。從註冊學生人數看，總體上私立院校已超過公立院校；本地生方面，私立和公立院校已接近平分秋色。

    這些轉變，是教育政策使然還是自然放任的結果？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觀乎回歸十五年的教育政策，並未見有具體的論述，社會也缺乏深入和理性的討論。最常見的是，社會對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屢有質疑；在信息有欠透明的情況下，對政府給予私立院校財政資助和教育用地也多有批評。但這些都無礙私立院校正逐步拓展辦學規模和社會影響，隨着校友的增加，無論社會大衆目光是正面多還是負面多，這些院校早已成為澳門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畢業生大部分已毫無疑問成為各行各業的建設力量，貢獻社會。

    從各所公立院校的年度預算看來，公立院校的生均成本已接近甚至超過二十萬，其中逾八成由政府出資；私立院校的生均成本肯定要比之少得多，並且主要由學生出資。所以，單從資源角度看，私立院校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紓緩了政府在高教上的財政壓力，當經濟不景時尤甚。

    教育是社會公益事業，公立和私立大專院校各有其優勢，不同地區公私立院校的發展傳統和成就並不一樣，故難以簡單評斷孰優孰劣。放眼未來，政府宜大膽制定高教發展政策文件，透過諮詢凝聚社會共識，使“鼓勵並資助私立大專院校發展”成為明確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拖延十載的高教法修訂，已到了必須出台的時間，相應的高等教育委員會和高等教育發展基金是推動未來高教發展重要的制度建設。透過法律和制度，政府對私立院校的資助勢趨制度化和透明化，減少社會質疑；透過學術評審和自我優化，社會期待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逐年提升，並在賺取學費收入和保持學位質素之間取得新的平衡。倘若如此，澳門高教之發展，或將更勝再造一個橫琴校園。

課改與教研（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2月08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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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提及上海參與兩次的PISA測試，成果顯示其基礎教育發展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憑着持續不斷地推進課程改革，並建設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改變學習方式，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育教學產生結構性的變革，是上海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升的關鍵。

　內地教研制度的建設，其背景及歷程源自上世紀八○年代以來伴隨課程改革政策及措施而啟動的教師專業化運動。當中，包括整合教師的職前與在職培訓等教師教育體系、建設地區與校本教研制度。所謂“教研制度”，內地學者陳平提出其概念和內涵：以學校為基地，教師為主體，以課程實施過程中面臨問題為對象，以行動反思、同儕互助、專業引領為基本形式，以關注學生學習生活與潛能為途徑，促發教師專業成長的制度規劃。

　上海，作為內地教育發展的先進地區之一，其教研制度的建設亦於同期開始建立及發展。二○○五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在新一輪課改推進的同時，進一步深化教研制度的內涵，提出“學校要努力創建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制度，加強學校教研組和備課組建設，使每一位教師具有明確課程理念並體現在實際的教學行為之中；每一位教師明白學科課程標準的各項基本要求，並努力在課堂教學實踐中落實相關的改革要求，促進自己的專業發展”。

　從上海的經驗可以看到，以課程發展為核心內容，結合教研制度的建設，從而改進課堂教學，將有助學生學習成效的不斷提升。

　近年，本澳教育行政當局致力推動學校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在制度的建設上，制訂、頒佈及實施《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在課程設置的層面確保學生得到全面、均衡、多元的學習歷程，促進學生全面成長。同時，陸續訂定各教育階段不同學習領域的“基本學力要求”，確保學生在完成正規教育每一個教育階段的學習後，能具備有助其未來發展和終身學習的基本素養，確保學生的發展水平同時為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提供依據。

　另一方面，透過開展課程發展先導計劃，建立以學校為單位的教研小組，創設平台開展以課程改革為核心內容，推動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和集體議課等環節的教研活動，建立學校教師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同時，透過各類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開展，讓各校校長、中高層管理人員及骨幹教師，把握課程改革的理念和內涵，推進教學模式的持續優化，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還透過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向參與計劃的學校派駐具有豐富教研經驗的內地優秀教師，協助學校建設校本的教研制度，帶領教師開展相關的教研活動等。

　目前，在政策的推動下，不少學校已按照其發展的需要，陸續設立課程改革與教研小組。可以想像，隨着課程改革步伐的不斷邁進，以學校為單位的教研制度建設將成為落實課改的關鍵，同時可以預期，教研制度將促使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亦將有助教育品質的不斷提升。

再談澳門高教的生源危機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1月24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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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三月廿一日，即差不多四年前，我在本欄發表〈澳門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機〉一文，指出“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迅速，總體辦學規模逐年擴大，辦學層次逐級提升，專業課程有所增加，私立大學龐然崛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日漸提高，澳大躊躇滿志落戶橫琴，凡此種種，盡顯一派新氣象。但與此同時，澳門大專院校正面臨本地生源逐年減少的危機。”這篇文章同時提出，普及高中教育、爭取更多本地生留澳升大、擴大成人夜間大專教育、爭取招收更多優秀的外地學生、擴大研究生教育等方式，應對生源危機。由於生源危機的實質影響要到二○一五年才逐漸顯現，一八、一九年最為嚴重，所以當時社會並未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

　及至一三年七月，即一年多前，澳門日報有記者訪問我對高教發展的展望，我談了多個方面，當中再次提到生源危機。距離一五年漸近，而且是新聞報道，所以迅速引起本澳和外地的關注。有澳門媒體轉載相關報道，內地有媒體以此為題舉辦公開論壇，內地全國性的新聞網站如新華網、多維新聞網、中國新聞網、新浪等和一些地區性的報章也相繼轉載有關報道，使此問題在短期內受到廣泛的關注。及後，澳門大學校長在公開活動中被問到相關問題時，卻表示不擔心未來收生問題。

　但無論擔心與否，未來幾年本地高中畢業生逐年遞減已成事實。

　猶記得龍年前後，社會各界開始關注新生人口回升的問題，但當時的關注焦點卻是“龍Ｂ效應”。我在本欄和接受記者採訪時，多次強調這問題與龍年關係不大，而是基於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本澳已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出生人口回升時期。當然，龍年過後，今天大家都有這種認知了。回到高教問題，我們同樣不能不未雨綢繆，如果其他變量不變，從一八/一九學年起，本地應屆高中畢業生約只有三千多人，若仍有約一半學生赴外地升學，餘下生源明顯無法滿足十所大專院校的收生需求。

　再次提出澳門高等教育生源危機的問題，不是認為有本澳高校在此危機下應該或者將會結束，而是希望藉此總體反思和規劃我們的高等教育。坊間一直有意見認為，澳門作為一個有約六十餘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卻有十所大專院校，是“太多了”。事實卻是剛好相反，關鍵不是院校的總數目，而是所能提供學額的總數目以及學科的質素。

　根據二○一二年的統計數字，本澳目前有適齡大學生總人口四萬五千餘人，包括澳門在內於世界各地就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澳門學生估計合共接近三萬人（包括在職兼讀生和研究生），即是說，我們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估計為六成，作為一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尚有持續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一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本澳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七的人口完成高等教育。澳門現代高教發展只有三十餘年，加上是一個移民城市，本地高教人口比例明顯偏少，包括在職兼讀在內的高等教育課程尚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也承擔重大的社會使命。

　澳門高教發展的黃金時期，尷尬地遇上本地生源危機期。各大專院校能否及早正視問題，在追求普世學術價值的同時，不忘服務本地社會這個核心價值，將成為澳門高等教育能否從中轉危為機的關鍵。

功課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1月10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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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小學的那段日子，回家後媽媽總習慣把“做完功課未”掛在口邊。結果，放學打開電視看《足球小將》成為小時候一件“萬惡”的事情。印象中，小學時期的功課可真不少，數學練習題、大小毛筆字幾乎是每天必須的作業，還有那些最令我感到困難的次數頻繁的“背書”。上中學後，感覺功課在量上有所減少，但在質方面卻大有要求。單是代數、幾何所佈置的廿幾道題目，加上打電話問功課的時間，就得花上一小時以上，還有老師佈置要完成中英文課文後面的那堆Homework、歷史地理科在課堂派發要在課後完成的各式工作紙，以及電腦堂佈置一星期內要完成的火星文程式功課。白天上學、晚上做作業，成為求學時期每天重複發生的事情。

　前些日子，朋友在Facebook發帖展示她與孩子“一起”完成的“功課”，一看不得了，那完全是建築系畢業班學生的建築模型作品，難怪回應的朋友都在質疑她與孩子“一起”完成的程度究竟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她們回應說那份已經不算是最好的功課。當然，父母與幼稚園小朋友協作的作業，有一定程度的親子意味，坊間不少親子讀物亦會倡導父母與孩子一同完成作業，以作為親子活動的其中一環。

　今年九月，美國家庭學習中心（NCFL）公佈了一項有關家長參與孩子作業的調查報告，調查發現，千多名受調查家長中有六成認為對孩子的家庭作業幫不上忙；約四分一的家長表示由於太忙抽不出時間輔導孩子完成作業；約三分一的家長認為，因為他們欠缺相關學科知識而不能很好地協助孩子把作業完成。

　當然，亦有一些專家不贊成父母過多陪伴孩子做作業，認為忙碌的家長反而會對孩子的學術成就有幫助。美國著名家庭心理學家John Rosemond認為，愈是盡責輔導小孩課業的父母，孩子完成作業的責任心反而愈少；認為家長過多介入孩子的功課，會一定程度影響孩子建構知識的過程。當然，John Rosemond同時強調要根據孩子不同狀況而採取不同對策，不能一概而論。

　NCFL認同John Rosemond有關家長過多參與孩子學習會產生不良效果的觀點，因此，調查建議家長應更多協助孩子設定好家庭作業及睡眠休息的時間表，而非直接介入孩子的功課。

　所謂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回家做功課成為檢視孩子勤奮的指標，但必須注意的是，過多的功課並不等於會有更佳的學習成效。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和神經科學教授Harris Cooper，分析了超過六十份有關功課對學習成效相關研究的報告，其結論是功課有助提升中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對小學生而言並不明顯；分析同時發現，高中學生家庭作業時間如果多於每天二點五小時，對學習的幫助反而下降。

　由此可見，合理規劃和佈置作業十分重要。但受傳統思想影響，華人地區特別重視功課，身邊有不少家長朋友除了學校佈置給孩子的功課外，還要購買大量補充練習給子女做。因此，功課的合理規劃並不能只靠學校單方面開展，家長的正確認識和配合亦很重要。

回歸十五年的教育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0月27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cecs.anu.edu.au/files/EDGWordle.jpg

　回歸十五年，伴隨着澳門社會的巨大變化，非高等教育亦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其中有組數字或最能反映這十五年的改變：我們的學生人數由十萬跌至七萬，教學人員的數量卻由三千八升至近六千，使師生比回歸合理水平，教師和學生都得到更好的“照顧”。

　回顧回歸十五年的教育發展，在取得令人關注成果的同時，卻又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問題。檢視取得的成績，直面存在的問題，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或能使我們對澳門教育有更全面的理解。

　回歸後，特區政府對教育顯示出更大的承擔和責任，逐年加大教育投入，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辦學軟硬件和教師待遇都得到明顯的提升。但與此同時，教育投入佔GDP的比例、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的比例，與國際指標比較，均未見突出，也欠缺一套公開透明而又穩定增長的公共教育財政撥款機制。

　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推行，提升了高中入學率，令中學教育更普及，直接促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讀高等教育的總學生人數與適齡總人數之比）逐漸提高，至今已超過50%。但在教育普及、教育投入增加的同時，社會開始有聲音質疑學生素質不升反降。先不論這是否事實，卻引出令人尷尬的問題：投入與產出是否不成比例？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將學生人數減少的生源危機轉為優化班師比和師生比的契機，增加撥款，使教學人員不減反增，成功推行小班制教學。但最近兩三年出生人口的回升，卻令社會擔心幼兒園和小學的學位在未來幾年會越來越緊張，如果不及早全面考慮應對，最壞的情況或會逼使小班制走回頭路。

　教育當局銳意推動教育法制化，為教育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和行動綱領，加強政府對教育的宏觀管理和監督，使教育事務更趨規範，期內陸續頒佈《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免費教育津貼制度》、《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員職程制度》、《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年）》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但在立法的過程中，不難見到在一些有重大爭議的問題上，政治妥協的利益常凌駕於教育專業的利益，結果要麼是立法進度舉步維艱，要麼是為迎合保守和既得利益等反對力量而修改原本較好的條文。

　教育統計數字顯示，回歸以來，各項教育指標基本不斷優化，但留級率、輟學率、離校率、入學率等數字，還是出現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遺憾的是，基於約定俗成的社會觀念和潛移默化的教育習慣，部分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對有關教育現象的反省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此同時，社會有些意見對教育的批評又有欠公允，顯示對教育缺乏理解。脫離教育細節，諸如“應試教育”、“死記硬背”、“倒模教育”等空泛的純社會學批判，其實是對澳門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傷害。

　總的看來，經過十五年技術性、細則性的改革，澳門教育未來的發展，將受制於我們的社會觀念和教育思想。由此，觀念變革將是必由之路。

課改與教研（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0月13日澳門日報D09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shedunews.com/renwu/ala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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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談到，尹后慶主任在研討會上為我們介紹了上海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成就，提到包括上海市參與PISA測試的若干結果，尤其是上海教育最得高成就的重要關鍵──均衡；此外，他還與我們分享了另一個上海教育高水平品質的重要因素──完善的教研體制。

    ○九年上海首次參與PISA測試，成績公佈後舉世矚目。OECD和美國等國家教育部門其後委派專員親身到上海，進行基礎教育方面的深入考察和調研，試圖找出關鍵和經驗。調研報告顯示，上海教育取得高品質的原因之一，就是長期以來所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在二○一三年到訪上海期間，前往閔行區開辦的一所“家門口”小學，嘗試深入了解上海學校教育實況。後來，他在專欄中特別提到這次考察經歷，並總結上海高品質的基礎教育成功，在於學校下很大決心為教師進行培訓，讓教師之間相互學習。Friedman所提到的培訓和學習，實際上就是上海市多年來建立和開展的“教研制度”。

    自一九八八年開始，上海先後進行了兩輪課程改革，兩輪課改的經驗，對學校教育及學生水平提升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尹主任提到：“今天上海的課程已經不再是學科知識的綜合，而是學生在學校的全部生活，它是學科、學生、學習、社會的有機整合，學生的生活經歷、個人知識、直接經驗正在成為課程開發的基礎和依據，其核心就在於改變學習方式，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育教學產生結構性變革。”承托上述兩輪課程改革的基石，就是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

    回頭再看澳門的教育發展，近年，政府及學校正積極推動學校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工作。當中主要包括訂定、試行和按序實施課程框架與基本學力要求，並以先導計劃方式輔以各類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不斷推進課改步伐，為學生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經歷，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與此同時，在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多年來，透過具有豐富經驗的內地優秀教師駐教，協助學校逐步形成包括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和集體議課等環節的教研體系，並透過建立學校教師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開展各類針對學校發展和學生需要的教研和各類專業發展活動。

    持續開展的課程改革和發展與建設學校教研制度體系兩者，是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在教育發展上取得成就的重要關鍵。事實上，課改與教研本來就是一件密不可分的環節，因此，隨着澳門課改步伐的邁進，推動學校教研制度建設以促進學校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工作正逐步在澳門的學校中開展，可以預期，澳門學校教育品質將持續提升，為特區人才培養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