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3日 星期一

不要與學生談政治(二)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09年03月19日 澳門日報C11文化教思版

  前期筆者曾在本欄指出,目前學校課程比較忽略民主、政治等相關內容的學習,這將不利有效提升學生對澳門的歸屬感與責任,不利培養合格公民。  二月底,由教育暨青年局委託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進行的《中小學品德與公民教育專項評鑑》報吿指出:“目前本澳中小學校品德與公民教育多以道德價值課題最多,中外文化類課程為次,最少則是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類的課題。”
  與此同時,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組於3月19日在澳門大學一個社會學研討會上,發表針對高中生政治素養的調查,發現學生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民主價值觀、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取向等幾項因素的得分偏低。一些如“自由權”、“多元政治”和“制衡權”等取向均傾向“消極態度”。某些因素比較回歸前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情況令人憂慮。  上述二項研究,印證了學校課程中民主政治內容的缺位,對學生民主素養的養成影響甚大。如果我們認同學生民主素養的高低將影響社會民主發展,那麼就有必要提出學校社會領域課程中的各個科目,都有必要加強針對社會議題內容的學習,課堂教學也要提倡師生間的互動討論,一起探討社會現象和問題,從而提升學生的社會參與,促進學生的民主素養。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教育,二十世紀初形成的社會重構主義(social reconstructionism)教育強調:“學校教育應擴及社會關懷,同時課程應着重探討實際的社會議題。”代表人物之一的Rugg更據此研發學校課本,並以美國當時各種社會問題為核心,編寫成《人類及其變遷中的社會》初中社會科教科書,受到相當的矚目和歡迎。而Rugg的教科書、教學及專業領導,都呈現出一個主要特質——社會批判精神。
  我比較認同Rugg的觀點,認同社會批判精神是發展學生民主素養的核心,而利用社會問題組織課程,也有利於課堂上師生的互動討論。可是不難發現,仍有不少意見認為學生年紀輕能力不足,而避免與其談論社會問題,更不應討論政治議題,這都不利學生批判精神的發展,更不利培養學生的民主素養。
  在澳門,青年人需要年滿十八歲才算是法律上的公民,才有資格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可是,擁有法律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並不代表能正確行使。也就是說,青少年在接受學校教育的十多年間,是形成公民的一個重要階段,如果我們沒有把握好在此期間對學生進行民主價值教育,而導致學生不了解政治權的意義與價值,後果將不堪設想。
  (上文有關社會重構主義教育的資料,參考自陳麗華主編:《社會重建課程的理念與實踐》,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

圖片來源:http://thosewerethedays.files.wordpress.com/2007/07/king4_2.jpg

2009年3月19日 星期四

高等教育與本土關懷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09年03月19日 澳門日報E08文化教思版
  從近年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勢頭來看,澳門高等教育機構在本土關懷方面做得還不足夠。
國際化是當前世界高等教育機構的普遍目標,有些學校着重外語能力的教育,有些學校強調外國師生數量的比例,有些學校則主張在研究上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更多學校則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澳門高等教育機構也普遍追求國際化,具體做法與外地學府大同小異。但澳門作為一個小地區,資源和實際需要與世界先進國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必要提問,澳門的高等教育機構要追求怎樣的“國際化”?對大學而言,“本土化”是“國際化”的起點,也是“國際化”的歸宿,於澳門更是如此。即是說,只有大學具備本土特色,才能更容易走向國際化,彰顯自己的存在價値,而這一點也是檢視一所學校是否具備國際化條件的指標之一;另一方面,大學要明白,服務本地社會是她最大的天職,只有做好這個前提,才可以無後顧之憂地考慮更多其他大學的功能,而“國際化”則是完善本地大學此項天職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為“國際化”而國際化。有教育學研究者就將“國際化”視為一個過程,透過這個過程來提升大學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的質量。
要強調的是,提出“本土化”是希望本地大學具有更大的“本土關懷”,而不是要以“本土化”來排拒“國際化”,因為兩者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
  事實上,澳門許多高等教育機構旣沒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建立起本土特色和優勢,也踏不上國際化的舞台,“內外交困”。而一些所謂的國際化,充其量是“香港化”、“海歸化”或“台灣化”,透過學術領導人員的先前經驗,來澳門痛痛快快地大幹幾年,然後無聲無息地離開,沒有給本地留下太多有價値的東西。對澳門一些高等教育機構來說,這種經歷實在太深刻了,因為每隔大約五年,幾乎就會重複相同的命運周期。所以,澳門固然需要從事澳門研究的人,以及在澳門從事研究的人,但更需要從事澳門研究,具有強烈本土關懷的本地人。
  本土關懷是澳門高等教育機構安身立命之所在,這是因為,大學的“本土關懷”,不僅指短期而言,大學應當培養本地人才,研究本地課題;更指長遠而言,大學應懷抱強烈的本土意識和人文關懷,為本地區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永續發展做出長期的規劃和部署。
  學術研究不應設下國籍、地域的界限,但如果一個地區長期沒有固定的本土教學和研究人員,很難想像其學術研究能夠得到持續的發展。本土關懷不是評鑑教學和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標,卻是提升教學與研究質量的源泉,如失之缺之,論文再多、奬項再多,對我們澳門這個地方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