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和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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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逸恆
刊於2011年10月17日澳門日報D08文化教思版


     回歸以來，社會變化急遽，不少新的社會議題深刻地影響及改變了本澳居民的價値和態度；與此同時，全球化的程度加深，正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帶來極大的改變，資訊的傳播速度及技術的更新，加速了大量技能、行業甚至產業的老化與消亡。在這樣的背景前提下，我們必須檢視目前培養人才的模式，同時，“人才”的定義亦應重新調整。 
     改進人才培養模式、調整人才定義，對於學校敎育而言，涉及改進學校課程的各個環節，如何選義案部、考辭就班地實現於各環節中，首要同仁們一起築構與建立一套“共識”(Consensus)和“方法”(Approach)。


共識早已形成
    回歸以來，敎育行政當局先後展開一系列與敎改相關的法律法規諮詢與立法工作，同時，透過主辦或協助學校開展不同類型的講座、工作坊、課程等專業發展活動，大大加強了敎育同仁一起參與築構共識的主動性；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等鄰近地區，近十年來致力推進敎育改革與課程發展的步伐，本澳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或同步推動，卻因為我們的課程、敎材，甚至敎學、評核模式都很大程度地參照鄰地。因此，鄰地的課改步伐早已以間接的形式，深刻地改變着我們的敎育觀、課程觀與敎學觀。職是之故，一些“共識”其實早已形成。


每個孩子都能全面發展、盡展潛能
    《世界人權宣言》指出，每個人都有受敎育的權利，無論其國籍、種族、社經背景等方面，皆不應存在任何歧視。因此，我們都會認同只要能提供足夠機會與協助，每個孩子皆可造就；學生能全面(Holistic)發展的意思，就是我們應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學習機會，依據不同學習階段的年齡特徵，讓學生在基礎敎育階段均能涉獵不同領域的基礎知識，並從中掌握一些對其終身發展有助益的能力與素養，從而成為一個厚德盡善、熱愛學習的“全人”。
      誠如肯·羅賓森爵士在專著《讓天賦自由》中所述：“整個社會就像一個交響樂團，每位團員都有一種擅長的樂器，只要大家都選對位置，將能造就一首渾然天成的樂章。” 
     要讓澳門社會這首樂章能渾然天成，我們都認同不能忽略學生的個性與潛能（Potential）的發展。學校敎育，應該在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外，亦要給予學生多樣的、豐富的機會，讓有潛能的學生可以自由地發展個性特長，提升學生某一方面的專長之外，同時培養興趣與愛好，使大家都能最終在樂團裡選對位置，共譜和諧樂章。

推廣口述歷史，深耕澳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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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發欽
刊於2011年10月03日澳門日報E08文化教思版

    近年，口述歷史日漸受到澳門史學界的重視，以口述歷史為題材的著述越來越多；在傳統的文獻考據中，也開始有硏究利用口述史料作為佐證資料；學校敎育中，有越來越多敎師佈置口述歷史方面的專題硏習。凡此種種，皆反映口述歷史在澳門的推廣敎育收到良好的效果。
    値得注意的是，與口述歷史的成果相比，澳門對口述歷史的理論硏究則顯得相對不足。口述歷史不等同於一般的採訪，有嚴格的操作程序。它是就某一特定的硏究主題，如個人經歷、家族史、行業史、歷史事件、社會思潮等，以訪談的方式搜集口述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和情感。口述歷史訪談是由一位做好事前準備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以錄音、錄影、拍照等方式，記錄訪談內容。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硏究方法，已廣泛地應用於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新聞學、社區硏究、婦女硏究、災難學、醫學等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
    舉個例子，博彩業長期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從業員為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大量的貢獻；行業的內部情況和職工的社會生活，已構成澳門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開展澳門博彩業職工口述歷史，不僅僅是要挖掘史料，保存歷史文化，更重要的是讓社會大衆更全面地認識澳門博彩業的情況，透過一個個博彩業職工的生命史，了解職工為澳門所作的貢獻。
    博彩從業員需要輪班工作，時常面對一些賭客不合理的對待，心理壓力很大，但正是他們默默耕耘，澳門的博彩業才得以發展，社會日益繁榮。所以，博彩業職工是“澳門最可愛的人”，應該受到澳門社會的尊敬，對博彩業職工開展口述歷史計劃就非常富有社會現實意義。
    從以上例子可知，口述歷史是一種歷史硏究的方法，是溝通“學術史學”和“公衆史學”的橋樑。它關注被傳統歷史硏究忽視的人和事，對社區生活中的“平民”和“瑣事”抱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切的關懷。放眼外地，口述歷史已成為“追尋集體記憶，深耕本土文化”的文化創意工程；立足澳門，在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當下，口述歷史是搶救和保存澳門的歷史文化資產，增進澳門人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的重要工作。然而，知易行難，澳門的口述歷史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的工作，動輒動員人員數十人，更需要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的配合、參與和支持，才能見到成效。例如，倘若得不到博彩從業員的支持，澳門博彩業職工口述歷史計劃就無法展開，再好的硏究主題也無從付諸實施。
    口述歷史讓所有人都有成為歷史學家的可能，它解構權威，重視平等，需要更多澳門居民的支持和參與，“說”出我們的歷史，“說”出城市的個性。

一聲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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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宗洋
刊於2011年9月19日澳門日報F04文化教思版

    每次有外地朋友來澳門旅遊，我都會一盡地主之誼熱情招待，駕車帶他們到處觀光和品嘗各類特色美食，希望他們對澳門能有多方位的發現與體會。有台灣友人更是兩年內三度來澳遊玩，且興致一次比一次高漲。尤其當我吿知“澳門又有新的娛樂場開幕了”，他們都表現得特別興奮，說澳門眞是與別不同。
    台灣友人每次來澳都不會住酒店，而是住在我位於氹仔小潭山附近某屋苑的家裡。他們說，只有與澳門居民一起居住過，才能切身處地感受澳門最眞實的一面。友人亦非常喜歡我居住的周邊環境，說那裡空氣清新，環境清幽寧靜，很有自然氣息。本人數年前之所以從市區搬去該處居住，亦正正是這個原因。加上附近有步行徑，白天忙碌過後，能在傍晩到那裡散散步，舒展筋骨，確眞有益身心。
    今年暑假友人再次來澳遊玩，除了一睹澳門新落成的娛樂度假村“風采”後，更饒有興致地與我結伴在傍晩時分到小潭山上的步行徑散步。當行至舊澳氹大橋附近一帶，友人看到整個山體已經被挖空，一大型建築工程正在施工，馬上說：“眞是可惜，如此翠綠的山體就這樣被挖走了！”我無言以對。其後行至另一段，見馬場一方的山腳，四十多層的高樓已經拔地而起，遮蓋了整個天際線，頓使友人有種壓迫感，說了一句：“為什麼離山這麼近還可以蓋得那麼高呀，難道澳門的城市規劃對此沒有限制？” 我笑了笑說：“另一邊還有一排未修完的別墅和一棟七層高的“爛尾”大廈都快要拆了，準備改為六幢樓高三十多層的大廈了！”友人大為驚訝：“甚麼？！附近那些花草樹木都不要了啊！澳門這麼先進的城市，為什麼城市的規劃和環保意識竟會是這樣！”我說：“為了配合城市的高速發展，有些犧牲是在所難免的。你知道嗎？聽說在機場對面的那座山腳，遲些也要蓋十多幢樓高四十多層的住宅大廈呢。” 友人越聽越覺得不可思議，馬上補了一句：“那我下次來可不敢坐飛機在澳門機場降落了，弄不好會……！”我笑了笑說：“應該不會那麼兒戲吧，相信澳門政府做事一定會考慮到安全問題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第十二個國家五年計劃提出把澳門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吧。要實現這個城市定位，在促進澳門的旅遊業和多元化產業發展的同時，是否也應考慮到澳門的自然資源會否受到影響呢！到底怎樣的居住環境才算得上休閒舒適？到底怎樣的未來生活，才是我們眞正的追求呢？難道看到高樓盲目建設，生態環境繼續遭到破壞，我們只能有一聲歎息⁈
    若政府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在正確的環保意識中成長，能關愛我們家園，那麼就應該從政策層面讓我們的下一代以及每一位公民都體會到，適時改正及更新陳舊過時的環境政策，莫讓眼前一時的短暫利益出賣我們和子孫後代的環境利益，讓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縱觀全球在環境建設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國家地區，政府決策的牽頭作用是最重要的。因此希望澳門政府多做正確的保護環境的決策，並以這些決策支持我們的敎育工作者，作為對下一代進行環境敎育的堅強後盾，莫讓環境保育及環境敎育只成為日夜不停宣傳的空洞口號。   

小事和小物

文．黃逸恆 刊於2011年8月21日澳門日報D06文化教思版

    靑洲大馬路公務員大廈三樓十一號，那是外公外婆的房子，是我媽成長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時的遊樂場。

    因為大家都無暇去打理這房子，最近，這房子賣出了。媽媽說她在那裡有很多故事，所以昨天她把最近睡到日上三竿的我拉了起來，說要拍點照片留念。

    走上三層樓梯，夏天皮膚上的黏熱感，麻石欄杆在手上的粗糙，還有眼前長長的、旁邊還點綴着每家每戶不同顏色鐵閘的走廊，那些夏天的回憶也跟着回來了。

    我記得每年暑假，我們都跑來這裡，吃着外婆做的午飯，煎豬扒香腸，偶而是煎大蝦；之後就等着下午從外婆那裡取五塊錢，到英記買麵包當下午茶，偶而外婆贏了麻將會打賞我們每人十塊，那麼那天就可以去紅姐那裡買個公仔麵；再不然就跑去四樓一位老太太的家買汽水喝，然後在那條長走廊上享受那頓下午茶，玩着不同的遊戲，有時候是晾衣線上抓蒼蠅，有時候是把走廊當跑道玩賽跑，有時候是在七號及九號的門口石階上猜大王，甚至連“大風吹”都能在這條又窄又長的走廊上玩；等到快黃昏了，偶而會很有詩意地在走廊上看着太陽沒入在大廈隔壁的雞棚後，更多時候是趁外婆的“麻將腳”回家了，我們便霸佔那張麻將桌打麻將或砌麻將房子。很多個夏天，我就是在這裡，在小孩子的嬉戲笑鬧聲中度過。

    然後，外公外婆走了；然後，我們都長大了，出來工作了；然後，我們再沒有回去過暑假了。因為工作的地方鄰近的關係，幾年前我還偶而回去過：在沒有話劇室的時候，我曾經帶過話劇組的同學到那邊排練比賽；我也記得有一陣子我帶着同事到那邊，吃那個一定要有西柚跟沙拉的減肥午餐；直到房子租出後，我終於沒有再回去過了。

    是啊，時代會變，人和事也會變，當年的老伯伯老太太鄰居差不多都走了，可看到夕陽的雞棚也早就變成高樓大廈，對面的五層高政府房舍也拆掉了，我們也再不是可以放暑假無憂無慮的小孩了。一個房子，如果沒有人住，它只是一個空房子，而不是一個家，一個留有故事和回憶的家。房子易手的確很不捨，但若果它能成為別人的家，然後繼續累積不同的故事與回憶，也許是一件不錯的事吧。

    ——何婉鳴（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或許，故事中何老師所描述的麻石欄杆、七彩鐵閘、晾衣線、石階、猜大王、大風吹、麻將房子等，都只是一些包括我在內幾位表兄弟姊妹之間的集體回憶，但這些回憶中的一事一物，築構了我們對家人之間的感情。同理，如何培養學生的鄕土情懷，需要的不是高深的敎育理論，也毋需嚴謹的規劃指引；需要的只是與學生們分享發生在他們身邊的小事小物，哪怕是比不上喜馬拉雅山高卻曾有足跡的小潭山，抑或是遠不及尼羅河長卻朝夕相對的鴨涌河，足矣！

大學與文化傳承創新

文．林發欽　刊於2011年8月08日澳門日報F06文化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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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載高等敎育輔助辦公室日前邀請本澳高等院校領導及代表出席會議，提出在“敎學、科硏與社會服務”三大大學傳統職能的基礎上，加入“文化傳承與創新”一項，賦予大學更崇高的使命。歷史上，大學的職能不斷豐富完善，在強調文化軟實力的知識與創意經濟時代，澳門社會呼喚大學承擔“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責任，一方面是緊貼全球大學變革的潮流，一方面顯示具有獨特歷史文化背景的澳門，寄盼大學在本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上有更大作為。
    最近，“文化傳承創新”成為中國社會，尤其是高等敎育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議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講話中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敎育品質，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國家領導人在全國著名大學的百年慶典上發表這樣的講話，實質體現了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對大學提出新的要求，引起中國知識界深刻的討論和內省。
    近年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發現文化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要求大學振興本土文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例如為振興國家的文化遺產事業，國內許多重點大學相繼設立相關學科和專業，積極投入敎學和硏究，使文化遺產的理論和保護問題成為社會熱門議題，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
    二○○二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高等院校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敎育敎學硏討會正式通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敎育宣言》，強調：“加強本土文化基因認知的自覺，盡快解決現行敎育知識體系中，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認知嚴重欠缺的現狀。……大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敎育應落實到學科創新發展和課程與敎材的改革中。……大學應當積極創建國家及社會文化遺產事業急需的新學科……肩負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人才的培養。打破單一文本式、學院式的學術模式，積極參與到社會實踐中來，為國家文化遺產事業提供優質服務。大學應當積極推廣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向世界的傳播、宣傳，增進人類文化的交流。”
    在澳門，公立大學其實很早就關注到應肩負起相當的文化責任。《澳門大學章程》第二條規定：“大學須努力促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間的互相溝通和包容，在學習、硏究及其他表達文化的方式上展示多元化的思想。”第三條更明確指出“參與文化遺產和環境的保護。”《澳門理工學院章程》第十九條關於“技術曁學術委員會”的權限列明：“按照本地區的敎育政策，建議澳門理工學院在敎育、硏究、文化推廣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方針。”對澳門這個缺乏自然資源，地小人少的微型城市來說，文化是她賴以持續發展的重要資產。本地大學，尤其是本地公立大學，在本土歷史文化的傳播、整理、硏究、創新等方面作出長遠的規劃和承擔，不僅關係到本土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更影響到澳門長遠的城市發展和區域競爭能力。
    所以，本地大學不可能在“文化傳承創新”，尤其是“本土文化傳承創新”上缺位。高等敎育輔助辦公室在草擬新的高敎法時，關注到這個“虛無”問題，令人欣慰。

義務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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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逸恆

刊於2011年7月25日澳門日報D05文化教思版

    《私立學校敎學人員框架》法案日前已交立法會作一般性通過，將由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討論。經過近年來比較廣泛的諮詢，《私框》可算是回歸後衆多相關敎育法律法規修訂中，無論學校行政、前線敎師、家長，以至社會各界，討論得最多最激烈的法案。雖仍有不盡人意之處，但可以肯定目前的文本應該是取得最多共識，並最大程度地平衡了各方關注點的法案。
    雖然法案很可能未能趕及在新學年開始前通過，但無論如何，自澳門回歸後，關係到整體敎育制度的《非高等敎育制度綱要法》、影響敎育核心環節的《正規敎育課程框架》、前瞻未來發展方向的《非高等敎育十年規劃》，以及兩年多來得到廣泛討論的《私框》等一系列敎育改革法案的修訂，使得包括本人在內的全體敎育前線人員，對澳門敎育制度的認識及理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敎育專業水平因而得到了一定提高。
    與此同時，由於衆多法案推出諮詢，過程中使得更多對敎育工作有熱誠有能力的前線同工逐漸凝聚，最近數年，越來越多與敎育法制建設相關的非官方座談會、分享會、圓桌會議、論壇先後舉辦，參與者衆，討論氣氛熱烈。此前所未有的土壤，正是孕育敎育專業化的絕佳環境。環看世界各地敎師專業化的發展歷程，大多也曾經歷這樣的階段，並因此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敎師專業制度，從而提升敎師的專業地位。
    《私立學校敎學人員框架》法案第九章訂明設立“敎學人員專業委員會”，負責制訂敎學人員專業準則，並由十三名不同範疇的持份者組成。專業準則的訂定，是敎師走向專業化的核心要素，因此，在立法會討論《私框》的同時，應是適當時候開始討論專業準則的構成和內涵了。這樣亦有助於社會各界更清楚明瞭敎育人員整體的權利與責任。因為作為敎師的我們都清楚知道，涉及敎師的包括職級、薪資、保障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優化了工作條件後，我們“都能”和“都會”負上更好地敎育下一代的責任和義務。
    香港的“敎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成立於一九九四年，其職權範圍與《私框》訂明設立的“敎學人員專業委員會”類似，議會負責擬定準則，並負責就涉及敎育工作者的糾紛或失當個案向香港敎育局常任秘書長提供意見。由其制訂的《香港敎育專業守則》由義務和權利兩大章節組成，義務部分包括對專業、學生、同事、僱主、家長及公衆的義務等共七十四條，權利包括對專業工作者和僱員的權利共廿四條。
    專業守則是專業制度建立的基石，在等待立法會通過《私框》的同時，同仁們也許應借此時機，共同討論一下我們應該負上哪些責任和義務，共同為孩子和社會的發展作出最大的貢獻。

社會問題與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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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發欽

刊於2011年7月11日澳門日報F06文化教思版

    近年，澳門社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在部分人心中，敎育是社會萬惡之源，敎育卻又是解決社會千般問題最有效的處方。此話何解？君不見每有社會問題發生，有識之士分析原因，其中總少不了諸如“學校缺乏公民敎育”、“學校缺乏性敎育”等評論範式，似乎就是千錯萬錯，敎育肯定有錯；及至論及如何補救與改善，又總會有“加強公民敎育”、“加強性敎育”等呼籲。這正是成也敎育，敗也敎育。總之，社會問題，敎育是因，也是果，似乎只與敎育有關，沒有別的了。

    這種不論事件背景，不看個案特點，不解事情細節，隨便拿“敎育”作泛泛評論的現象，一方面是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無助揭露社會問題的眞相；一方面其實是打擊了敎育，干擾了敎育，無助敎育的專業發展。

    且讓我們舉個例子，靑少年風化案發生了，豈是一句“學校缺乏性敎育”解釋得了？有人輕生，又豈是“加強生命敎育”就解決得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越來越薄弱，難道就是學校缺乏相關敎育嗎？又是學校加強相關敎育就能徹底改善問題嗎？學生在巴士上不讓座，是沒有公民敎育嗎？加強公民敎育，甚至開一節“讓座課”，不讓座的學生就會讓座嗎？當然，也會有部分學生是有這個可能的。

    “缺”與“加”的評論範式再發展下去，就是“把某某列為課程”，如“把基本法敎育列為課程”、“把性敎育列為課程”、“把節能敎育列為課程”等等。事實上，現在社會上提及的各種主題敎育，早就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滲透於各個學科、各種形式的課程之中，只是沒有獨立設科而已。若然所有主題都獨立設科，則又違背敎育的規律，因為學校課程現在已經面對時間有限、知識無窮的困境。再說，課程理論認為，知識的獲取與建構，絕不僅限於透過系統學科的學習。由此推之，那種“把某某列為課程”的意見通常是出於對敎育的不了解——已見諸課程內容了！

    然而，思維方法不應像一個單擺，從一個極端搖擺向另一個極端。我的意思不是說發生社會問題，敎育沒有責任；改善社會問題，敎育沒有辦法。而是要糾正那種把所有社會問題歸因於敎育，把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寄望於敎育的簡單想法。改變社會問題需要新的知識與正確積極的態度，這確實需要依賴“敎育”，透過“敎育”使社會重新調適，重構價値觀，建立新的社會規範，此即為“社會重組”或“社會重建”。只是，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需要集體的行動。

    社會評論如果不再拿“敎育”作為話題，當能使評論更見深度，更有針對性，最重要的是使“敎育”不再背負莫名其妙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