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7日 星期二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7月26日澳門日報D07文化教思版

  所謂城市,從人口組成的角度區分,是指從事非農業活動人口為主的聚落(人類的聚居地)。工業革命後,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據○七年法國國家人口硏究所發表的報吿指出,目前世界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於城市中。至於中國,城市化雖起步較遲,但由於國家近年的急速發展使進程加快,目前為百分之四十左右。
  城市的發展牽動着國家的經濟,亦影響着相當一部分人口的生活。因此,各國近年均大力加強對城市的硏究,地理學中的分支——城市地理學,因而成為熱門學科。本屆在滬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亦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並設有城市最佳實踐區,以案例的形式展示世界各地最佳的城市實踐案例,澳門德成按修復與利用的成功實踐即為其中一例。
  環顧各地城市發展歷史,近代以來部分城市由於過度發展或因產業、區位的轉變,出現從發展到衰落的轉變,導致失業、罪案率高企,交通擁擠、城市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當中一部分則進行了城市的重新定位與規劃,又從衰落的低谷回復到復興發展。可見,沒有前瞻的視野環察產業區位的變化,而只追求單純經濟發展的城市,缺乏城市定位與相應規劃的城市管理,城市,不一定可以讓生活更美好。
  丹麥著名的國際城市空間規劃師Jan Gehl,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其首本專著《交往與空間》中,傳遞了一個重要理念:“城市的空間應是人的空間,因此城市的空間規劃必須以人為本。”上述的理念後來貫穿丹麥首都——被譽為最宜居城市和有最快樂的居民——哥本哈根的建設上。
  這個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十多二十年前的模樣與現時中國大多數大城市別無異樣,過度的經濟發展、人口的無序增長、交通混亂及尾氣污染嚴重。難以想像在短短的十數年間,成為各地紛紛仿傚的模範城市。當中居功至偉的Jan Gehl,後來更獲邀參與改善倫敦與紐約等老牌城市的硏究計劃,過往交通擁擠嚴重的紐約時代廣場,經其重新規劃後已見漸見成效。Jan Gehl的城市規劃理念非常簡單,就是所有規劃必須以人為本。
  甚麼是以人為本?哥本哈根正準備推行新的城市規劃方案:無論你居住在城市哪個地方,十五分鐘內就能到達海邊小徑或者野餐草地,享受陽光與大自然。簡單直接地以居民的快樂為核心,並輔以量化的指標,這樣的城市規劃方案有誰會反對?本地先後開展大大小小的城規諮詢,從中可以得到甚麼樣的啟示?

2010年7月13日 星期二

校長與敎育改革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7月12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近日澳大附中在學年完結後有大批敎師同時離職,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但更値得社會關心的是,這到底是敎育界的個別事件,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呢?又是甚麼原因導致同一學校有近三十名敎師同時辭職呢?社會是否已對敎師給予足夠的關心?當學校(代表人為校長)與敎師的敎育理念不符時,除了辭職,他們還有沒有更好的選擇?社會有為這種選擇提供保障嗎?
以上種種問題,如果我們都找不到答案,則社會確實是愧對“老師”這個光榮的職業。本文無意評議個別學校的校政,但事件卻引出許多澳門敎育存在已久的問題。
回歸以來,雖然特區政府對敎育的宏觀管理不斷加強,私校的運作比以前更規範和專業,但由於歷史原因,私立學校還是享有相當大的辦學自主權。澳門敎育的這個鮮明特色,從好處看是辦學自主,校政自決,敎育自由;從壞處看卻是容易造成敎育的專業性得不到保障,敎學質素參差不齊,校政獨斷,管理隨意。
澳門名副其實是一個敎育自由的地區,但這種自由主要體現為政府對學校管理自由,盡量將權力下放到各所學校。這是許多敎育中央集權地區對澳門極為羨慕的地方,但問題是澳門部分私校一直未能建立起專業的“學校共同體”,校長權力得不到制衡,敎育自由容易變成校內專政,即敎育行政當局越是不規範校長的權力,校長越是“自由”,校內的敎育管理越容易出問題。
學校是一個由辦學實體、校長、敎育行政人員、敎師、學生、家長、校友,甚至是社區人士共同持份的“共同體”,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協調、合作、制衡和監督。成功的校長,應帶領這個“學校共同體”就敎育改革和學校發展建立起共同的願景,促成大家同心同德努力實現目標。這個過程,大部分敎師應是一股主動而積極的力量,他們從中會得到認同和滿足;反之,如果校長無法令大部分敎師認同並配合學校的發展目標,敎師工作自然被動而消極,而且不斷受挫,張力無法承受時就只能選擇離開學校;“學校共同體”也因而“瓦解”,敎育改革以失敗吿終。經驗還會吿訴我們,如果管理不當,大量敎師離職絕不會止於一年,今年入職的敎師,或會成為明年、後年或若干年後的另一批離職者。如是者,沒有穩定的“學校共同體”,實難辦出一所成功的學校。
敎育自由之下,澳門部分私校的校長常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殊不知有敎育改革之勇氣,而無敎育改革之識見和謀略,憑一己意志行事,比抱殘守缺還要危險。澳門社會終有一天會驚覺,校長在“改革”敎師的同時,其實更需要“被改革”。校長的學歷為何?資歷為何?如何產生?任期怎樣?誰來監督?如何申訴?我們期待答案。

圖片來源:http://school.discoveryeducation.com/clipart/images/princpl.gif

敎師的專業發展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6月28日澳門日報F07文化教思版

因為工作關係,最近與本校敎師就學校發展進行集思會。期間有不少敎師提出,希望學校可以給予資訊與時間,讓他們能參加與工作相關的中期或短期課程、分享會及硏討會等,以滿足敎師在敎育專業方面發展的需求。
敎育從來都不能脫離社會發展步伐,我們每天在課堂上開展的敎學工作,都須因應社會的變化而作出調整;社會環境的變化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也會影響到敎與學的每一環節。敎師作為一個專業,沒有人質疑在職進修的需要,學校的老師對專業發展有所訴求,體現了同仁對敎育工作的熱誠與專業。
以個人經驗看,從敎以來的十年間,只要時間許可,我都會盡量抽空參與各種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諸如上述的中、短期培訓,又或三兩天的分享硏討會。過程中,導師固然讓我獲益良多,而來自不同地區的講者帶來的“他山之石”,也為我的課堂敎學帶來不少創意。此外,來自不同學校參與培訓的老師們,在分享敎學經驗與方法的過程中,也擴闊了我的敎育目光與思維。
如果說敎師敎學能力的積累包括了職前培訓、工作經驗與專業發展三項,最後一項的專業發展應是提升敎學能力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是讓敎學能緊貼時代需要的關鍵要素。
專業發展當然不僅限於參加培訓,校內同儕間的學習更是重要。尤記得初為人師的首三年,我能夠在短時間內投入敎學工作並快速提升敎學能力,無不與當時科組內積極開展同儕學習有關。在科組長的帶領下,我們幾位同組成員自發每周固定時間集體備課、共用敎學材料、討論敎學難題、分享敎學經驗。每周一次的高密度互相觀課和課後硏討,讓當時仍是“Small Potato”的我快速發芽並茁壯成長,都是得益於當時的一班好同事、好戰友。
在網上偶爾看到一篇文章,撰文者是一位曾到澳門支敎的內地特級敎師。他提到,澳門學校的工作環境與內地最大的不同,是敎師大都習慣單打獨鬥,甚少合作分享。撰文者分享其中一次的經驗,謂初到學校的時候,曾向同事查問敎學難題的解決方法,同事的回應,竟是着他到圖書館查找而不是一齊硏究,讓他感到很不適應。
轉述上文,是因我不太認同這是澳門學校的普遍情況,至少在我的工作環境中甚少出現。但比對那位支敎老師與我過去的工作經歷後,讓我從心裡感謝當時一起共事的同仁,也讓我重新思考:我們應當如何推動學校及同仁向學習型組織發展,讓學校成為一個充滿合作、互助的理想敎育環境。
不容易呢!

圖片來源:http://www.hps.org/images/teachers_larg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