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7月26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所謂城市，從人口組成的角度區分，是指從事非農業活動人口為主的聚落（人類的聚居地）。工業革命後，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據○七年法國國家人口硏究所發表的報吿指出，目前世界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於城市中。至於中國，城市化雖起步較遲，但由於國家近年的急速發展使進程加快，目前為百分之四十左右。

　　城市的發展牽動着國家的經濟，亦影響着相當一部分人口的生活。因此，各國近年均大力加強對城市的硏究，地理學中的分支——城市地理學，因而成為熱門學科。本屆在滬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亦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並設有城市最佳實踐區，以案例的形式展示世界各地最佳的城市實踐案例，澳門德成按修復與利用的成功實踐即為其中一例。

　　環顧各地城市發展歷史，近代以來部分城市由於過度發展或因產業、區位的轉變，出現從發展到衰落的轉變，導致失業、罪案率高企，交通擁擠、城市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當中一部分則進行了城市的重新定位與規劃，又從衰落的低谷回復到復興發展。可見，沒有前瞻的視野環察產業區位的變化，而只追求單純經濟發展的城市，缺乏城市定位與相應規劃的城市管理，城市，不一定可以讓生活更美好。

　　丹麥著名的國際城市空間規劃師Jan Gehl，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其首本專著《交往與空間》中，傳遞了一個重要理念：“城市的空間應是人的空間，因此城市的空間規劃必須以人為本。”上述的理念後來貫穿丹麥首都——被譽為最宜居城市和有最快樂的居民——哥本哈根的建設上。

　　這個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十多二十年前的模樣與現時中國大多數大城市別無異樣，過度的經濟發展、人口的無序增長、交通混亂及尾氣污染嚴重。難以想像在短短的十數年間，成為各地紛紛仿傚的模範城市。當中居功至偉的Jan Gehl，後來更獲邀參與改善倫敦與紐約等老牌城市的硏究計劃，過往交通擁擠嚴重的紐約時代廣場，經其重新規劃後已見漸見成效。Jan Gehl的城市規劃理念非常簡單，就是所有規劃必須以人為本。

　　甚麼是以人為本？哥本哈根正準備推行新的城市規劃方案：無論你居住在城市哪個地方，十五分鐘內就能到達海邊小徑或者野餐草地，享受陽光與大自然。簡單直接地以居民的快樂為核心，並輔以量化的指標，這樣的城市規劃方案有誰會反對？本地先後開展大大小小的城規諮詢，從中可以得到甚麼樣的啟示？

本文出處：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7/26/content_490933.htm

圖片來源：http://torchrelay.beijing2008.cn/cn/journey/paralympiccities/n214147278.shtml

校長與敎育改革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7月12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近日澳大附中在學年完結後有大批敎師同時離職，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但更値得社會關心的是，這到底是敎育界的個別事件，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呢？又是甚麼原因導致同一學校有近三十名敎師同時辭職呢？社會是否已對敎師給予足夠的關心？當學校（代表人為校長）與敎師的敎育理念不符時，除了辭職，他們還有沒有更好的選擇？社會有為這種選擇提供保障嗎？

以上種種問題，如果我們都找不到答案，則社會確實是愧對“老師”這個光榮的職業。本文無意評議個別學校的校政，但事件卻引出許多澳門敎育存在已久的問題。

回歸以來，雖然特區政府對敎育的宏觀管理不斷加強，私校的運作比以前更規範和專業，但由於歷史原因，私立學校還是享有相當大的辦學自主權。澳門敎育的這個鮮明特色，從好處看是辦學自主，校政自決，敎育自由；從壞處看卻是容易造成敎育的專業性得不到保障，敎學質素參差不齊，校政獨斷，管理隨意。

澳門名副其實是一個敎育自由的地區，但這種自由主要體現為政府對學校管理自由，盡量將權力下放到各所學校。這是許多敎育中央集權地區對澳門極為羨慕的地方，但問題是澳門部分私校一直未能建立起專業的“學校共同體”，校長權力得不到制衡，敎育自由容易變成校內專政，即敎育行政當局越是不規範校長的權力，校長越是“自由”，校內的敎育管理越容易出問題。

學校是一個由辦學實體、校長、敎育行政人員、敎師、學生、家長、校友，甚至是社區人士共同持份的“共同體”，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協調、合作、制衡和監督。成功的校長，應帶領這個“學校共同體”就敎育改革和學校發展建立起共同的願景，促成大家同心同德努力實現目標。這個過程，大部分敎師應是一股主動而積極的力量，他們從中會得到認同和滿足；反之，如果校長無法令大部分敎師認同並配合學校的發展目標，敎師工作自然被動而消極，而且不斷受挫，張力無法承受時就只能選擇離開學校；“學校共同體”也因而“瓦解”，敎育改革以失敗吿終。經驗還會吿訴我們，如果管理不當，大量敎師離職絕不會止於一年，今年入職的敎師，或會成為明年、後年或若干年後的另一批離職者。如是者，沒有穩定的“學校共同體”，實難辦出一所成功的學校。

敎育自由之下，澳門部分私校的校長常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殊不知有敎育改革之勇氣，而無敎育改革之識見和謀略，憑一己意志行事，比抱殘守缺還要危險。澳門社會終有一天會驚覺，校長在“改革”敎師的同時，其實更需要“被改革”。校長的學歷為何？資歷為何？如何產生？任期怎樣？誰來監督？如何申訴？我們期待答案。

圖片來源：http://school.discoveryeducation.com/clipart/images/princpl.gif

敎師的專業發展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6月28日澳門日報F07文化教思版

因為工作關係，最近與本校敎師就學校發展進行集思會。期間有不少敎師提出，希望學校可以給予資訊與時間，讓他們能參加與工作相關的中期或短期課程、分享會及硏討會等，以滿足敎師在敎育專業方面發展的需求。

敎育從來都不能脫離社會發展步伐，我們每天在課堂上開展的敎學工作，都須因應社會的變化而作出調整；社會環境的變化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也會影響到敎與學的每一環節。敎師作為一個專業，沒有人質疑在職進修的需要，學校的老師對專業發展有所訴求，體現了同仁對敎育工作的熱誠與專業。

以個人經驗看，從敎以來的十年間，只要時間許可，我都會盡量抽空參與各種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諸如上述的中、短期培訓，又或三兩天的分享硏討會。過程中，導師固然讓我獲益良多，而來自不同地區的講者帶來的“他山之石”，也為我的課堂敎學帶來不少創意。此外，來自不同學校參與培訓的老師們，在分享敎學經驗與方法的過程中，也擴闊了我的敎育目光與思維。

如果說敎師敎學能力的積累包括了職前培訓、工作經驗與專業發展三項，最後一項的專業發展應是提升敎學能力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是讓敎學能緊貼時代需要的關鍵要素。

專業發展當然不僅限於參加培訓，校內同儕間的學習更是重要。尤記得初為人師的首三年，我能夠在短時間內投入敎學工作並快速提升敎學能力，無不與當時科組內積極開展同儕學習有關。在科組長的帶領下，我們幾位同組成員自發每周固定時間集體備課、共用敎學材料、討論敎學難題、分享敎學經驗。每周一次的高密度互相觀課和課後硏討，讓當時仍是“Small Potato”的我快速發芽並茁壯成長，都是得益於當時的一班好同事、好戰友。

在網上偶爾看到一篇文章，撰文者是一位曾到澳門支敎的內地特級敎師。他提到，澳門學校的工作環境與內地最大的不同，是敎師大都習慣單打獨鬥，甚少合作分享。撰文者分享其中一次的經驗，謂初到學校的時候，曾向同事查問敎學難題的解決方法，同事的回應，竟是着他到圖書館查找而不是一齊硏究，讓他感到很不適應。

轉述上文，是因我不太認同這是澳門學校的普遍情況，至少在我的工作環境中甚少出現。但比對那位支敎老師與我過去的工作經歷後，讓我從心裡感謝當時一起共事的同仁，也讓我重新思考：我們應當如何推動學校及同仁向學習型組織發展，讓學校成為一個充滿合作、互助的理想敎育環境。

不容易呢！

圖片來源：http://www.hps.org/images/teachers_large.jpg

關 懷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6月14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因為我們從出生即生活在關懷的關係之中，也就自然對他人施以關懷反應。當我們需要引出倫理關懷時，會從曾被關懷的記憶中建構關懷之理想，所以關懷倫理是一種實用式自然主義……。假如沒有這種關係，沒有人可以獨立存在。”

——引自（Nodding，1995：135）

學校是一個充滿人際關係網絡的地方，其關係的品質影響師生的學習、感受與經驗，以及學校是否成功。

美國“關懷倫理(Care Ethics)”學者諾丁（Nel Nodding）主張敎育的目的在於依學生的要求，培養有關懷理念和關懷能力的人。諾丁的關懷倫理的內涵，主要包括：關係的建立、重視相互性、動機移置全心接納，以及展現行動等幾個方面。諾丁認為“所有的社會遠大的理想，最後終究要落實到人際關懷關係的實現。” 那麼，應如何建立學生的關懷之心？本人任敎的學校規劃了一系列的年度關懷敎育計劃，結合專題硏習與行動實踐，並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要求學生了解澳門需要關懷的群體。正如諾丁所言，要發展學生的關懷倫理，首先需要讓學生建立關係。為此，學校邀請了數個本澳關注弱勢的社會團體和機構，先後以專題講座的形式，向學生介紹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城市，卻未受別人重視、生活困窘，甚至被誤解歧視的社群的狀況概要；接着要求各小組學生選擇其中一個澳門的弱勢群體，開展專題硏習，讓學生深入認識被關懷者的生活困境和實際需要。

為了進一步發展關懷倫理中強調的相互性與動機移置，第二階段學生將需要制訂行動方案。經小組指導老師的協助和引導，設身處地因應被關懷者的實際需要，各組提出準備開展的關懷行動規劃方案。

諾丁認為“關懷隱含着能力”，因此關懷不只是態度，它更須化成行動，完成任務，而且是設身處地，基於被關懷者的需求、福祉、利益而行。由此，第三階段即就規劃方案開展實際行動。上周，各小組都自發在學校大堂義賣自製的小食、小手工籌募行動經費，關懷之情隨即洋溢校園每一角落。雖然小食及手工質量一般，卻因為關懷之心，引來同學們爭相“搶購”，因為同學們都知道，各小組籌得的善款，將代表着他們的關懷之心於日後各小組的探訪、服務行動中，轉到被關懷者的手中、心中。

註：（Nodding, N.(1995). Car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Wendy Kohli(ed.) Critical conversation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Y.: Routledge .）

圖片來源：http://ecx.images-amazon.com/images/I/51Dkj-vnEuL._SL500_AA300_.jpg

街道掌故與鄕土敎育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5月31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鄕土敎育的理論總是說，開展鄕土敎育最好從現實生活出發，從身邊事物入手，將學習對象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讓學生透過生活學習，在老師的輔導下自我實現知識的建構。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實行起來，到底有哪些鄕土敎育素材可供選擇呢？選好素材又如何開展敎學呢？這是我平時與老師閒聊時最常被問到的議題。

很老套地說，這個問題很易回答，也很難回答。這不是故弄玄虛。易答者，因答案大家都知道，如澳門有特色的鄕土敎育素材有敎堂、廟宇、歷史人物、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遺等；難答者，因為所有列舉的素材，沒有一種是適合所有學生的。例如敎堂和廟宇，對沒有宗敎信仰而又很少觀察文物的學生來說，它們雖然都在社區附近，但仍感陌生，正是“那麼近，卻又那麼遠”。所以，當我們滿心歡喜策劃一個鄕土敎育專題，以為可以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時，有時卻發現考察大三巴牌坊與到北京參觀故宮，對部分學生來說，經驗沒有兩樣。

我想，街道應該是學生的“最大公倍數”，無論男女，不論年級，無分信仰，學生每天都要行走在社區不同的街道上。而這些每天擦身而過的街巷，只要用心撥開塵封的記憶，竟是那麼別有天地，那麼令人着迷。

澳門現有街道逾1,000條，總長度超過400公里，其中很多有數十年歷史以上，舊城區的街道更動輒就經歷上百年的滄桑。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葡萄牙人逐步定居澳門，聚居成鎭，早期澳門城市的雛形逐漸形成。城鎭的發展，必會伴隨着街道的開拓。澳門作為一個輻射狀擴張發展的城市，早期城市的街道得到較好的保留，並與新街道互相映襯，新舊共存，中西兼融。小城的街道，從名字、文化內涵、歷史遺蹟到規劃設計、建築外觀，無不流露着獨特的個性，異彩紛呈。在過去四個多世紀的歷史歲月裡，不同文化在這方土地上紮根滋長，和而不同。其間的點點滴滴，雖然早就淹沒在塵封的歷史之中，但透過古老的街道，尋訪被人遺忘的角落，我們還是能夠從中追尋到歷史發展的軌跡，重構澳門的過去。

我建議有意推動鄕土專題硏習的老師，可先以“街道”為題，引導學生體察鄕土景觀之美，感受鄕土文化之厚實，再推而廣之引入其它鄕土主題。 街道的地理位置、建置時間、名稱由來、歷史變遷、建築遺產、重大事件、關連名人、歷史圖片等方面，皆可成為考察的內容。一個學生或一組學生考察一條街道，一個班或一個年級就可以合起來考察一個社區；從單一街道，到單一社區，進而擴展至整個澳門，由淺入深，從線到面，層層深入，確實精彩。

有句敎育名言：不是學生沒有才華，而是我們沒有給予學生發揮才華的機會。每次鄕土敎育課程的推行，學生總能給我驚喜——無論是大學生還是中學生。有興趣的老師不妨一起來嘗試！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File:Streetscene_Macau.jpg

鄕土地理敎育的推動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5月17日澳門日報C11文化教思版

近數期，本欄較多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澳門敎育議題，與原本專欄設定的“鄕土敎育”多少有點離題。上期發欽重談鄕土敎育，講述歷史敎育學會準備在未來一年，整合澳門鄕土歷史材料，開發網上敎學資源分享平台，為有意開展鄕土敎育的敎師提供實質支持，實為一大喜訊。

近年，歷史敎育學會曾舉辦多項實務活動，不遺餘力地推動鄕土歷史敎育：敎學分享、歷史城區知識比賽、開展口述歷史硏究項目、出版硏究成果和專著等。數年的努力，積累了不少極具參考價値的資源與經驗，為推動鄕土敎育作出極大貢獻。比較而言，“鄕土地理”部分的推動，數年來似乎沒有多大進展，作為地理敎師的我應覺慚愧。

上周，濠江中學的韋老師主動給我電話，談到有意在下學年推動校際地理知識比賽。筆者自覺近年說多做少，心想有必要加快推動步伐做點實事，因而馬上應允參與。 據我理解，不少學校都在校內開展地理比賽，而且大多辦得有聲有色，學生參與度很高。每次比賽活動，學生不單發揮團隊精神，努力求勝，更重要的是，過程中提升了學生地理學習的效能，學生的地理知識、能力和素養都能得到大幅的提升。筆者早前曾撰文，提出有必要推動開展校際地理學科競賽，甚至應爭取參加中國及國際性的地理奧林匹克比賽。

理據之一是開展競賽有助推動學科發展，一些新時代提倡的地理知識、能力和素養都可體現在比賽當中，各校如認眞參與，必定對地理課程作出因應和調適，從而有助推動課程發展。比如說，近三、四屆的國際地理奧林匹克比賽，野外考察題都涉及地理3S（遙感Remote Sense、全球定位系統GPS、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操作與應用，都是《地理敎育國際憲章》中主張各國地理敎育必須大力推動的知識與能力。美國和不少西歐國家都因應《憲章》和地理奧賽，於國家課程及相應的敎材中加入地理3S部分。可見，一個獲高度認同的國際競賽，將有助推動學科課程發展及敎與學的落實。

理據之二是澳門老師比較習慣單打獨鬥。校內老師之間交流敎學經驗、分享敎學材料、互相觀課學習的風氣仍未成熟，校際間的交流則更少。多元化是澳門學校的重要特色，敎師畢業自不同地區的師訓機構，不同學校參考不同地區的課程、採用不同地區的敎科書，因而加強各校之間的交流分享，始終是提升敎學質素的一項良方。舉辦地理競賽，老師們固然有共同爭勝的目標，競賽的過程中亦有利於加強地理敎師間的聯繫，並為規劃下一步的資源分享計劃作好前期準備。 開展地理競賽為第一步，其後希望循歷史敎育學會的步履，整合眞正有助推動和協助敎學的資源，令鄕土地理教學能得以豐富、普及與落實。

圖片來源：http://www.ycwb.com/images/2008-08/17/xin_24080517092179626381.jpg (华南师范大学附中4名学生世界地理奥赛首获奖)

為甚麼要建鄕土敎育資源庫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5月03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今天，我想與讀者分享一下我們歷史敎育學會的工作。

澳門歷史敎育學會是一個由本澳大中小學敎師組成的非牟利民間敎育團體，以“推動本土歷史文化敎育，促進澳門敎育發展”為宗旨，成立以來分別與敎育曁靑年局、民政總署、澳門基金會、郵政局、澳門大學等部門合作，舉辦形式多樣的硏究、出版和歷史文化推廣活動。這些活動，能否喚起社會對本土敎育的重視，能否增強靑年學生對澳門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能否促進敎育與課程的本地化，能否推動本土意識的萌芽和發展，社會當有公論，我們不敢自吹自擂。

經過多年推動，很多前線敎師向我們反映，要進一步落實本土知識敎育，編纂傳統的紙本敎材已無法完全滿足千差萬別的敎學需要，而必須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電子敎學輔助資料。這些資料不僅要適合於學生“學習”，更要適合於敎師“敎學”；旣要滿足於不同程度、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需要，又能配合不同學制、不同學校課程設置的要求；旣要有傳統的圖文敎材，又要有現代化的聲像和視頻敎學資料。這其實一直也是我們的想法，而組織本地學者和敎育工作者合作開發“澳門鄕土敎育資源庫”，開放予全澳師生使用，則是化認知為行動，實現上述想法的不二法門。

主動提出一項如此大規模的工作，我們有過猶豫，有過退縮，但作為澳門歷史敎育的專業團體，為了方便會員老師的敎學，更是為了我們的敎育理想，我們的靑年學生，我們並無退路，我們也義無反顧。這或許有些語重，卻又是我們眞實的境況和想法。我們甚至天眞地認為，資源庫建置過程實質也是動員澳門文史科敎師整理澳門鄕土知識的過程，是一場自發的澳門歷史文化整理運動。 我們都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陶冶，作為敎育工作者，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懷抱着一種不好與人言說的“風骨”，這種東西在今天的澳門並不値錢，甚至有點礙事。但於我們來說，是任何情況下都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

我們知道澳門社團泛濫，申請公家錢的多，做公關表演的多，做實事的少，所以我們堅持不隨便申請資助，很多活動得靠老師自掏錢包。舉個例子，作為一個敎育團體，成立多年我們從未向敎靑局申請過資助。資助申請都可以透過政府公報查閱，騙不了人。我們雖然窮，但卻對得起澳門社會。

我們知道澳門社團是選舉，尤其是立法會間選的機器，從中衍生出許多有違社會公義的問題，所以我們的成立大會，第一項決議就是不參與政治選舉。

我們知道，出錢出力的文化敎育工作吃力不討好，但澳門就只有這數十位歷史老師，哪怕我們會員老師的敎學工作有多繁重，家庭事務有多繁瑣，大家卻不得不參與，不得不支持。 總之，我們知道對一個只有“風骨”，沒有資源的敎育團體來說，建置“鄕土敎育資源庫”有多困難，但我們仍要堅持且有信心經年以後，以又一實質成果呈獻社會。

圖片來源：http://www.iloveclick.com.tw/iloveclick/2009011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