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五年的教育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0月27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cecs.anu.edu.au/files/EDGWordle.jpg

　回歸十五年，伴隨着澳門社會的巨大變化，非高等教育亦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其中有組數字或最能反映這十五年的改變：我們的學生人數由十萬跌至七萬，教學人員的數量卻由三千八升至近六千，使師生比回歸合理水平，教師和學生都得到更好的“照顧”。

　回顧回歸十五年的教育發展，在取得令人關注成果的同時，卻又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問題。檢視取得的成績，直面存在的問題，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或能使我們對澳門教育有更全面的理解。

　回歸後，特區政府對教育顯示出更大的承擔和責任，逐年加大教育投入，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辦學軟硬件和教師待遇都得到明顯的提升。但與此同時，教育投入佔GDP的比例、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的比例，與國際指標比較，均未見突出，也欠缺一套公開透明而又穩定增長的公共教育財政撥款機制。

　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推行，提升了高中入學率，令中學教育更普及，直接促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讀高等教育的總學生人數與適齡總人數之比）逐漸提高，至今已超過50%。但在教育普及、教育投入增加的同時，社會開始有聲音質疑學生素質不升反降。先不論這是否事實，卻引出令人尷尬的問題：投入與產出是否不成比例？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將學生人數減少的生源危機轉為優化班師比和師生比的契機，增加撥款，使教學人員不減反增，成功推行小班制教學。但最近兩三年出生人口的回升，卻令社會擔心幼兒園和小學的學位在未來幾年會越來越緊張，如果不及早全面考慮應對，最壞的情況或會逼使小班制走回頭路。

　教育當局銳意推動教育法制化，為教育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和行動綱領，加強政府對教育的宏觀管理和監督，使教育事務更趨規範，期內陸續頒佈《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免費教育津貼制度》、《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員職程制度》、《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年）》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但在立法的過程中，不難見到在一些有重大爭議的問題上，政治妥協的利益常凌駕於教育專業的利益，結果要麼是立法進度舉步維艱，要麼是為迎合保守和既得利益等反對力量而修改原本較好的條文。

　教育統計數字顯示，回歸以來，各項教育指標基本不斷優化，但留級率、輟學率、離校率、入學率等數字，還是出現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遺憾的是，基於約定俗成的社會觀念和潛移默化的教育習慣，部分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對有關教育現象的反省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此同時，社會有些意見對教育的批評又有欠公允，顯示對教育缺乏理解。脫離教育細節，諸如“應試教育”、“死記硬背”、“倒模教育”等空泛的純社會學批判，其實是對澳門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傷害。

　總的看來，經過十五年技術性、細則性的改革，澳門教育未來的發展，將受制於我們的社會觀念和教育思想。由此，觀念變革將是必由之路。

課改與教研（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0月13日澳門日報D09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shedunews.com/renwu/alateacher/
2014/07/18/660075.html

   上期談到，尹后慶主任在研討會上為我們介紹了上海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成就，提到包括上海市參與PISA測試的若干結果，尤其是上海教育最得高成就的重要關鍵──均衡；此外，他還與我們分享了另一個上海教育高水平品質的重要因素──完善的教研體制。

    ○九年上海首次參與PISA測試，成績公佈後舉世矚目。OECD和美國等國家教育部門其後委派專員親身到上海，進行基礎教育方面的深入考察和調研，試圖找出關鍵和經驗。調研報告顯示，上海教育取得高品質的原因之一，就是長期以來所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在二○一三年到訪上海期間，前往閔行區開辦的一所“家門口”小學，嘗試深入了解上海學校教育實況。後來，他在專欄中特別提到這次考察經歷，並總結上海高品質的基礎教育成功，在於學校下很大決心為教師進行培訓，讓教師之間相互學習。Friedman所提到的培訓和學習，實際上就是上海市多年來建立和開展的“教研制度”。

    自一九八八年開始，上海先後進行了兩輪課程改革，兩輪課改的經驗，對學校教育及學生水平提升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尹主任提到：“今天上海的課程已經不再是學科知識的綜合，而是學生在學校的全部生活，它是學科、學生、學習、社會的有機整合，學生的生活經歷、個人知識、直接經驗正在成為課程開發的基礎和依據，其核心就在於改變學習方式，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育教學產生結構性變革。”承托上述兩輪課程改革的基石，就是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

    回頭再看澳門的教育發展，近年，政府及學校正積極推動學校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工作。當中主要包括訂定、試行和按序實施課程框架與基本學力要求，並以先導計劃方式輔以各類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不斷推進課改步伐，為學生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經歷，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與此同時，在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多年來，透過具有豐富經驗的內地優秀教師駐教，協助學校逐步形成包括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和集體議課等環節的教研體系，並透過建立學校教師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開展各類針對學校發展和學生需要的教研和各類專業發展活動。

    持續開展的課程改革和發展與建設學校教研制度體系兩者，是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在教育發展上取得成就的重要關鍵。事實上，課改與教研本來就是一件密不可分的環節，因此，隨着澳門課改步伐的邁進，推動學校教研制度建設以促進學校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工作正逐步在澳門的學校中開展，可以預期，澳門學校教育品質將持續提升，為特區人才培養作出應有貢獻。

澳門與台灣的早期關係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9月29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鄉土教育的內容，不應只有“本土”，更應關注傳統教育中忽略的、而又與本土現狀關係密切的主題。舉例說，澳門與鄰近地區的淵源，一般只被論述為澳門一直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卻很少細節探討澳門與周邊地區的雙邊關係。事實上，這些內容更真實可感、更能令我們理解同是中國的一部分，彼此歷史關聯和命運休戚與共，台澳關係就是如此。

    十五世紀後期，葡萄牙人首先繞過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找到通往東方的航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到達中國，以澳門為根據地，並通過台灣北上，抵達日本，往來於日本與印度之間，經營國際海上貿易。台灣與澳門，同是中國南部的邊陲海島，雖然面積相差甚遠，但因為歐洲殖民者東來，因為海洋的關係，結下了不解之緣，甚而有着相近的歷史。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幾乎在同一時間為台灣和澳門起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洋名：福爾摩莎與阿媽港；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同時看中這兩個地方，一六二二年荷蘭強攻澳門不果，立即退佔澎湖，兩年後佔領台灣。此後，澳台兩地經常同時出現在古荷蘭文獻中，雙雙成為十七世紀“海上馬車伕”的重要戰略目標。

    台灣與澳門，因為歷史的際遇，同時具有一個以西方人視野而命名的洋名，自此以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相繼東來。兩地作為東亞海域上兩個主要的戰略港口，開始了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聯繫。

    透過中外文獻，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澳台關係的細節。一六○四年荷蘭將領韋麻郎（Wijbrant van Warwijck）率艦隊企圖攻奪澳門，但因中途遇上颱風，遂轉航澎湖，並停留了一百三十一天，這是荷蘭人首次佔領澎湖。一六二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遠征艦隊進攻澳門，阻止西班牙和葡萄牙與中國進行貿易，爭奪與中國的貿易。這就是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澳荷大戰，同年六月廿四日，荷蘭軍隊進攻澳門，因多種原因敗退，但主力尚存，而且還有船隻正在趕來增援，本來可以重整陣勢，再次發動更猛烈的攻擊。但澳門不是荷蘭人的唯一目標，只要能在中國沿岸取得據點，是否澳門並不重要；所以荷蘭艦隊的主力隨即離開澳門，前往澎湖去了，並在兩年後佔據台灣，開展了近四十年的荷據台灣時代。

    這些細節的歷史內容，顯然比空洞的文字概括來得更真實可感，這也正是鄉土教育的意義所在。當然，從歷史回到現實，還有更值得書寫的內容。日益密切的澳台關係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回顧歷史，重現兩地早期因緣際會的交往和似曾相識的遭遇，似遠還近。從福爾摩莎與阿媽港，到台灣與澳門，中國南部的兩塊寶地，以獨特的發展歷程見證了中華民族苦難和復興的歷史。  

價值重塑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9月15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上周五、周六一連兩天參與了一場收穫豐盛的研討分享會，非常感恩！來自上海的五位嘉賓在四場次的分享活動中，介紹了上海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寶貴經驗；從宏觀的政策規劃到微觀的學校教育現場經驗，為出席的眾多教育同仁帶來了一場深有啟發、別具意義的盛宴。

　　兩天四場研討活動之所以座無虛席，全因講演嘉賓的號召力。嘉賓之一的尹后慶主任本已無人不認，還有幾位來自上海著名中小幼校長、園長，他們帶來在學校第一線的實踐經驗，也是參與者擠滿了仲尼堂的主要原因。因此我想借這個專欄，為大家分享這兩天的收穫跟體會。

　　這次研討會，榮幸地邀請到在上海市教委從事三十四年行政管理工作，先後歷任上海市教委基教辦主任、督導辦主任、第七至九屆國家督學、見證了上海市教育發展與變革幾個重要時期的尹后慶，以上海基礎教轉型育的成功經驗，以及學校教研制度的建立、管理和實施過程為題，為本澳的校長、主任、老師分享了上海在教育方面所取得成果和經驗。

　　尹后慶首先為我們展示的是上海教育在PISA測試中所反映的狀況，這裡我特意不突出提上海在最近兩次的PISA成就，而用了“所反映的狀況”，第一是大家對此非常了解，不用多說；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借用尹后慶的話，參與PISA不是要比成績，不是要爭排名，而是要借用這個國際測試的平台，檢視及比較自己的不足，以及承傳和發揮自己的優勢。

　　上海最近一次PISA結果反映，參與計劃的15歲學生，獲得第五級以上精熟水平的高成就學生超過55% (OECD平均為12.6%)，而更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略的是，第一級以下的學生百分比僅有3.8個百分點(OECD平均為23%)。這些數字顯示了上海教育最得高成就的重要關鍵－均衡。對此，尹主任解釋了上海市在近十多年以來，在教育均衡中所作的一些舉措。

　　首先是從政府政策到學校實務貫徹如一的“價值重塑”，十多年以來，上海教育已拋棄了建設“重點學校”和“窗口學校”並以此為政績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協助那些薄弱學校和後進學生的一系列的措施；學校層面傾注更多的心思，努力實現以以成就每個學生為本，不讓一個掉隊的教育理念，改變了以往只追分數與高考成績為單一目的教育觀念。

　　午餐時尹主任與我分享道：現在上海各所學校的基礎教育都很平均，家長不再那麼爭甚麼名校，因為這個“平均”所承載的是優質的教育水平。上海在PISA測試所取得的成就，絕對不是成績的世界第一，而是高水平的教育均衡。

　　此外，上海的高水平教育品質還有另一關鍵因素——完善的教研體制。篇幅所限，下期續談。

歷史上外國人眼中的澳門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9月01日澳門日報G01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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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回歸近十五年，致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旅遊業急速發展，卻使原來“休閒”的城市與生活日漸離我們遠去。在一個研究生課程上，有學生問：澳門歷史上作為一個國際貿易港口和傳統的旅遊城市，有“休閒”過嗎？答案當然是“有！”

    “休閒”實在是澳門與生俱來的城市特質，這有大量的歷史圖像、遊記和文學作品可以佐證。從地理位置、氣候環境、歷史成就、城市精神、人文傳統等方面看，澳門都具備“休閒”的個性。且引幾條史料，聊作鄉土教育的題材。

    阿爾梅洛(Nicolas Tango Armero)《穿過鴉片的硝煙》記載：“澳門那份天長地久的悠閑自在，居中的地理位置，恬靜舒適的生活條件，使它成了所有外國人喜歡光顧的地點。廣州或者香港的商人老闆為了擺脫工作的壓力，就來到這裡小憩一段時光。僱員為生計而奔波，只要有幾天休假時間，也到這裡躲躲清閒。這個和平清靜的城市為所有人提供稱心如意的安樂窩和避難所，再加上領事使團就設在澳門，歐洲政府的氣勢加上領事館群體的排場，使得澳門具有了我們西方城市的模樣。”

    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舊中國雜記》記載：“外國客人來到創建於十六世紀前半期的葡萄牙古城澳門，都很喜歡它那寧靜安謐的生活、它那華美的氣氛以及可愛的氣候。即使他們不懂得引用阿爾汗布拉宮(Alhambra)的銘文說，“假如地上有一座樂園，它就在這裡！也該會說句實話：這裡真是舒服極了。”

    亨特( William C Hunter )在另一本著作《廣州番鬼錄》記載：“澳門氣候宜人，海風清新，風景優美……它建有炮台、城牆、教堂、女修道院、市議會，以及寬敞堅固的私人住宅。東望澳門灣，看起來酷似那不勒斯。一幢幢美麗房屋，邊沿有一片寬闊的海濱草地保護着，草地又由一道築有矮牆的防波堤環繞着，風景非常美麗。”

    老尼克(Old Nick)的《一個番鬼在大清國》載：“我很想再寫寫澳門。那些鱗次櫛比的房子，窄窄的階梯小徑，葡萄牙的修道院，有着當地風格的屋檐的天主教鐘樓，還有那別致的圓形海灣，疍家疍船穿梭往來，將你載往港口，在花崗岩的岸堤邊下船……”

    從以上多篇一百多年前的文字，我們很容易感受到澳門的美麗與休閒。昔日澳門的這些特質，並不全然與歷史時代的發展水平有關，因為她透出的不僅是文明的簡樸，而是“寧靜安謐的生活”及“稱心如意的安樂窩和避難所”。

    澳門的機遇與繁榮主要仰賴旅遊業，社會的問題與挑戰也主要起因於旅遊業。當下，澳門正處於如何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兩難窘境。歷史文獻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恆久的國際旅遊城市，“世界”和“休閒”本來就是我們的傳統。當前問題的核心不是歡迎或拒絕旅客，而是如何延續我們的歷史特質，使居民享受休閒，旅客感受休閒。唯有如此，澳門將來才會繼續出現像阿爾梅洛、亨特和老尼克等人筆下的美麗形象。

合作和分享（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8月18日澳門日報D12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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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由OECD開展，近卅四個會員國、超過十萬名教師參與的“二○一一年教與學國際調查（TALIS2013）”。參與調查的國家中，初中教師工作時數有約五成的時間為“課堂教學”，約三成的時間為“獨立備課”和“批改作業”，教師在學校內與同儕分享和團隊合作的時間不到一成；此外，超過一半的初中老師表示很少或從未進行合作教學或觀察同儕教學，以及有近半數初中教師從未從學校領導方面獲得教學回饋。

    為此，TALIS專門編印一份“教師指引”，為學校領導和教師提供改進策略，針對上述情況的指引摘要如下，供各位參考：

    1. 建議學校領導應給予教師更多參加專業發展活動的機會，當中包括提升教學技巧，以及着眼於提升課堂效能的能力。這些專業發展活動，除了推動老師參與培訓外，更應該強調的是學校應透過校內的合作及指導活動去開展，這將有助教師團隊之間建立信任，促進合作，促進積極的學校氛圍。

    2. 建議老師更多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擴大自己的教學所教授科目的知識，給予學生更多的時間和機會自由地進行探索活動，給學生佈置更多的小組項目和任務，尤其那些需要超過一個星期來完成的小組作業。

    3. 建議老師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參加研討會和培訓之類。同時，更應騰出時間去觀察其他教師的課堂，以及針對特定教學問題，開展個人或合作的研究活動等。TALIS結果表明，參與上述專業發展活動程度更高的老師，更為願意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4. 建議學校建立由具經驗老師帶領新老師的師徒制度，同時，加強同事之間的合作，建立互信，推動積極的學校氛圍。合作不但有助分享經驗從而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建立學校教師團隊的合作氛圍，亦有助於有效地改善和應對學生的不當行為，以及維持更佳的課堂秩序。

    5. 建議學校為教師開展合作教學創造條件，包括讓教師配對同一時間開展同一主題或單元的教學內容；有意識地安排教師的上課時間表，以便開展協同教學或同儕觀察與回饋；建立更多與鄰近學校的互相觀摩機會，開展跨校的專業發展活動，讓老師有更多的機會互相學習。

    6. 建議教師更多與同儕進行合作，這些合作應包括從備課、課堂教學及學生評核等各個教學環節。

    上述TALIS的建議，簡而言之就是“合作”和“分享”。一所學校，從校長到主任，從班主任到科任教師，從教學人員到學校其他的教育支援人員，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不能嚴格分割“職能職責”的整體，我們的學生在學校的十五年間，就是在這個整體中發展成長。

重視體育課程是澳門教育的傳統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8月04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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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已頒佈並根據澳門學校的現況分階段實施，其中有專門規定：“在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各階段，學校須確保學生每周進行體育運動的時間不少於一百五十分鐘（包括“體育與健康”的教學活動時間）。”這項內容引起教育界廣泛關注，因為澳門部分學校基於運動場地和設施不足，對體育課程“有心無力”，長期無法滿足校內師生開展多元學校體育運動的需求。

    因緣際會的是，“課框”這項既非新理念，也非新嘗試的規定，遇上澳門出生人口增加的新時期，激發社會對教育用地、校園操場、運動設施、生均面積等議題的思考。從社會輿論和政府回應看來，社會似乎已形成共識：將來一定要透過土地資源的傾斜以發展學校校園，土地再缺，也不能缺教育。如政府未來真的能把相關認知轉化成實在的政策，並有序落實，這或許是課框規定相關條文所始料不及的另一項重大成果。

    事實上，從已有的澳門體育運動史和教育史研究成果來看，澳門學校在運動場地不足的情況下，仍然十分重視體育課程，甚至成為澳門教育的一項優秀傳統。

    澳門早期的天主教教育和基督新教教育均重視學校體育，把鍛煉身體、展開運動和娛樂活動作為學校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學術界甚至認為，在中國體育教育史上，澳門教會學校開啟了中國體育教育的先河。例如，明朝末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及清代的教會學校，都設有一定的體育課程，將遊戲、舞蹈、游水、登山等運動引入學校課程；華人子弟學校方面，在維新教育思想的影響下，西方體育教育普遍進入華人開辦的各類學校。例如，一八九八年華人富商何廷光創辦的“澳門大同女學堂”，就規定學童每日除各項功課外，兼習體操；一九○五年創辦的“鏡湖義學”，就在醫院的空地開闢運動場，購置體育設施，發展學校體育；一九一○年創辦的華商學堂，就開闢一片草地，設置鞦韆架、運動儀器等，特別注重體操，學生每次上堂必須穿着體操衣，作為學堂制服。

    塔石球場曾經長期是澳門青年學生的主要運動場地。一九一一年，澳門振興學會就在塔石球場舉辦了一次“學校學生運動會”，一九二三年澳葡政府把塔石球場轉給教育部門，並制定相關使用規章，專門發展學校體育。

    以上種種，反映澳門學校體育運動在很早的時期，已具備一定的規模和水平。重視體育是學校重要的教育思想，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場地再缺也得想辦法。先輩如此，方有今天之成果，將來如何發展，引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