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苦不苦？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4月27日澳門日報D06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mn2020hindsigh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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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給你再選擇的機會，你會願意當老師嗎？

　最近，一些朋友跟我聊到當老師之苦，作為已經好幾年不在課室上課的我，當然沒有發言權，尤其在《私框》通過之後，我已經完全沒有在學校工作的經歷了。於是，我選擇：聆聽。

    怎麼不苦？當老師的，比大部分正常時間上班的人都要早起，當班主任的又要負責第一節的早讀課，要是那天有孩子沒有上學，馬上就要跟家長聯繫了解情況，要不然孩子沒上課沒在家卻跑了去玩，後果可以很嚴重的；我就試過有一次，孩子逃學了，為了找到他，我千方百計地向同學打聽他的消息，結果花了兩三個晚上，最終在筷子基一帶網吧找到了他，通宵地跟他談了一個晚上，他才肯回家和上學。

    當班主任苦你知道了吧，還有，我還是需要上課的，《私框》雖然有規定每周的授課節數，跟過去比是減少了，但你要知道，一天上那幾節四十分鐘的課，我們在上課前要準備的時間是多少？要備好一節課，不僅要熟悉你要教的內容，還要因應不同年級不同班不同個性孩子的特點和需要，去設計、去安排、去選擇形形色色的教學方法、內容和材料。你知道我每天晚上花了多長時間去找資料、整理圖表、設計工作紙？而且，一節課要上好還需要我們科組同事花大量時間一起備課、研課呢。

    還有，你要知道，不同孩子的學習特點和進程是不一樣的，你要上好一節課，還要熟悉你一班幾十個孩子的個性、興趣和需要，有些孩子數學學得快，你就不可能讓他滿足於一般程度的水平，要特別設計和提供一些難題讓他可以再進一步提升；一些總是跟不上進度的學生，你要時刻注意他們有沒有掉隊，有幾個還要經常請他們放學留下來，給他們進行輔導補課，不然一旦他們掉隊時間長了，後面要教的東西便沒法懂，數學是環環相扣的，環要是扣不好，知識體系是沒法建構好的。

    講到這裡，你以為已經好了？還有呢！那些作業、測驗、考試，很多人以為不就是出出題、改改卷而已？沒錯，比較過去六十人的班，現在班的學生人數是少了，但為了發揮作業、測考對教與學的幫助，內涵和方法跟以前都不一樣了。比如說，以前學生人數多，為了省時間，出的題目會偏重填充、選擇之類；現在，條件具備了，測驗考試就會考慮更多有助了解和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發展的題目和類型，改卷的時間比以前需要增加的何止十倍。

    還有，當高三班主任的，你知道要為學生操心的還有升學輔導和就業諮詢嗎？過了聖誕之後他們就會緊張起來了，他們會找你去幫他們分析留澳升學還是赴外留學才合適，幫他了解自己的興趣和目標去引導他們選系、選科、選方向，周六日放假的時間，還要輔導他們準備考高考大學入學試。你看，當老師的，怎麼不苦？

    如果給你再選擇的機會，你會願意當老師嗎？我問。

    備課上課出卷，教人育人導人，要是用心，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小時永遠不夠，但能幫助學生健康成長，看到他們一天一天的進步，卻是一件相當相當愉快的事情。

土地再缺 ， 不能缺教育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4月13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hesston.edu/wp-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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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社會所知，近幾年新生嬰兒入托難，入學報名難的現象，是新生人口回升的結果。學生人數重大變化，會對教育帶來挑戰。

    猶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學生人數大幅增加，澳葡當局的前瞻性和應對性都顯得不足，各校尤其是有社會責任的部分私立學校，為滿足社會對學位的需求，普遍將每班學生人數增至六、七十人，甚至更多人一個班級成為“常態”。回歸當年，澳門非高等教育階段學生人數達十萬。及後，學生逐年減少，低谷時期只有六萬多人。這對教育界來說本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為依邏輯，學生如此大幅下降，應伴隨着教師裁減。當然，今天正如我們所知，全澳教師不減反增，從約四千增至六千，即是說政府最終透過教育資源的增加，借學生人數減少的機會，逐級推行小班制，大幅降低每班學生人數和適量降低教師的任教節數。

    及至最近幾年，澳門進入新生人口回升的社會經濟發展周期，未來一段時間，學生人數將逐年增加已成定勢。可以預估在三、六、九、十二年後，澳門非高等教育階段學生人數將逐漸回升至約十萬，甚至更高（除自然增長率的因素外，還得視乎外來人口政策因素）。回歸十五年以來，學生減少教師增加，有一個數字卻出奇地恆定──班級數字，十多年以來保持在二千四百個左右。這極具啟發性，應引起我們更大的關注，因為這反映在優化班師比、師生比的過程中，全澳班級總數保持了十多年的自我動態平衡，全澳學校的教學空間，除了功能室外，教室總數基本不變。

    在小班制的教學模式下，未來學生人數的增加，勢必打破教室總數穩定不變的狀態。對全澳來說，以最優化的小班模式計算，學生每增加二十五人，就要增加一個教學空間──一個班級。十二年後，如果學生最終回升到約十萬，即大約增加三萬二千人，需要增加約一千三百個班級，即對比現時的班級總數要增加五成多，理論上全澳教室要增加一半，教育用地也應相應增加一半。當然，實際情況不可能如此理想，政府在短期內也不會撥出如此多的教育用地滿足未來的教育需求，到下一個十五年，現時所有主政的官員都退休了，功過只能留待歷史評價。由於不入網學校可以採取大班教學，入網學校也可以將每班學生調整至三十五人，所以即使學生增至十萬，實際的班級數量也有很大的彈性。

    由未來總體教學空間不足，引申到全澳學校校園環境差異大，政府必需拿出勇氣應對。我們鼓勵差異，也尊重歷史發展的結果，每所學校發展到今天，都是幾代師生校友努力奮鬥的結果；但我們也主張公平，重視人權，每一個澳門學生入讀政府認可的正規教育學校，都應該享有大致公平的、基本的活動空間，形象點說，就是每個孩子都有權利在校園抬頭享有一片藍天！

    優先發展教育，在澳門主要體現在優先調撥財政和土地發展教育。如果回歸前十五，我們透過優先調撥財政，初步解決了大班教學、教師薪酬低、工作量大等教育“軟件”問題；下一個十五年，我們應透過優先調撥土地，解決澳門教育空間不足的“硬件”問題，並借此縮減不同學校的校園環境差距。

    我們中國人說，再窮，不能窮教育；我們澳門人說，土地再缺，不能缺教育。

愛地球教育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3月30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i.telegraph.co.uk/mult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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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已經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那一年暑假，母校恩師托我為她準備一些分享會的資料，她準備在開學時向同學以專題的方式，介紹各類大氣污染對生活的影響。當年，資訊並不如現在發達，互聯網應用在澳門亦只是剛剛開始發展，學校當年所選用的教科書，就相關內容的敘述並不那麼全面和深入，一些新的發展，尤其是比較前沿的科學研究仍未納入到教材當中。筆者當年正在師範大學修讀地理專業，恩師因此委託我在大學查找相關資料，為她準備開展相關的分享活動。
　就讀大學那年，我開始接觸互聯網，這個聯通世界和資訊海洋的媒介，幫助我整理大學相關資料的同時，亦為我提供了相對較新的發展狀況和研究結論，尤其美國大氣及海洋局的網站，匯集了大量最新的資訊和案例。因此，我為恩師所準備的資料非常豐富，文字、圖表、數據、圖片甚至影片一應俱全。 當中，我特別為恩師準備了一份美國大氣及海洋局相關Smog（一種大氣污染物，港澳多譯作“煙霞”，內地則譯作“霾”）專題的資料，內容介紹了Smog的成因、影響和各地的應對，還有Smog在美、英等工業國家多年的數據資料，以及多年來因為Smog所引發的各起嚴重污染事件。
　當中，包括英國倫敦一九五二年的毒霧事件和一九四三年美國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中相當詳細的資訊。當時，因為收集了非常多資料的原故，令我對這個專題有更大的興趣深入了解。後來，我專門向大學教授“氣候氣象學”的專業導師請教，了解內地對有關問題的研究和相關資料，才知道內地當年並沒有就相關問題進行較系統深入的研究，當然，內地相關部門單位，亦未有就針對相關的問題推出各類政策和措施。
　準備這份有關Smog專題的資料，由於比較詳細豐富，分享會因而收到較好效果，同學大多感到對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豐富的圖表、數據以及圖片、影片等亦提升了教學成效，不少同學更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更深入的探究活動。這些回饋讓仍為師範生的我感受到無比的鼓舞，更加強了將為人師的信心。
　最近，因為看完前央視記者柴靜所製作的《穹頂之下》，使我回想起當年為恩師提供資料的這段往事，柴靜運用她的演說技巧、豐富案例、圖片、影片，並透過引用深入淺出的數據資料，讓觀衆和社會產生對霾害的關注。在柴靜身上，我彷彿看到了當年恩師的教學風采。
　作為教師的我們，無時無刻在教育我們的學生要懂得愛；而作為地理教師，我們引導學生要愛地球，要關注地球的環境問題，且要懂得如何透過行動去保護它。在資訊如此發達的當下，可採用的資源如此豐富，當中資訊亦有真有假，因此新時期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老師除了懂得如何獲取、梳理、剪裁、增補各類教學材料外，更重要的責任是在教與學的過程中，讓學生掌握客觀分析、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的能力，使能從多角度去認識他們生活的地球，進而產生愛地球和保護地球的品格。
　愛地球的環境教育應當如此，愛國家、愛澳門、愛家庭、愛自己的教育亦當如此。

新生人口增加與教育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3月16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static.guim.co.uk/sys-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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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幼稚園新生報名入學，牽動着社會的神經，苦了孩子，苦了父母，何嘗不也苦了教師，苦了學校。

    數千名孩子，懷抱數千個夢想，牽涉數千個家庭，直接關係到數萬人未來的生活，當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在各種各樣報名和註冊入學的教育現象中，引起各種各樣的討論和建議，但由於缺乏對澳門教育現況的深入認識，有些提法和疑問，反而會引出更多的問題。

    例如，有意見建議允許入網學校收取報名費，使學校得以報名人數不設限。這其實不僅無助解決問題，更違背了澳門循序漸進推行免費教育的原則，當年為使入網學校不再徵收除學費以外的各種名目的雜費，曾大幅增加免費教育津貼，並推出名目繁多的補助，才徹底解決部分學校亂收雜費的問題。如今為收取少量的報名費而走回頭路，勢必損害免費教育制度。

    又如，部分論者和媒體總喜歡使用“龍B效應”這個講法，使人誤以為有關現象只是今年才出現或特別突出。似乎忘記了去年也是如此，事實是明年也將如此，這無關龍年，也無關馬年，只因澳門已進入高出生人口時期。

    部分學校報名表限量派發，報名程序不暢順，一名孩子報考多所學校，家長和孩子疲於奔命等狀況固然需要盡快改善，但這些都不是澳門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猶記得前幾年，幼稚園入學最大的問題是家長重複註冊，教青局經研究後推出註冊憑條制度，已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我相信教育界、社會和政府通過討論和研究，會找到新措施回應今年報名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也會得到舒緩。

    事實上，幼稚園新生報名入學引起的問題，正是澳門教育未來面對學生增加這一重要挑戰的起始和表徵。報名難的現象雖然已對孩子和家長造成困擾，但對比起以下這些問題，卻只是微不足道的技術問題而已。

    回歸初期，澳門每年的新生人口一度跌至只有三千餘人，至二○○四年才回升至四千人的水平。及後逐年上升，至二○一○年突破五千人，二○一二年突破七千人，引起所謂“龍B效應”的誤判，結果二〇一四年再創龍年新高，達七千三百六十人。根據目前澳門的人口結構和社經發展情況，可以預計未來幾年，每年新生人口將保持大致七千人的數字。如是者，今後一段時期，非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人數將會持續增長，逐年向高年級擴展，由此引發的校舍空間不足、師資不足、學位地區錯配、公共教育投入需要持續大幅增加、家長競逐心儀優質學校、補習需求增大、上學交通狀況持續惡化等問題將日益發酵和凸顯。如不馬上制訂具體的應對計劃，無論我們如何強調學位足夠，都無法安撫家長為子女張羅心中理想教育的徬徨心理。

    土地、師資和公共教育開支是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未來面對的三大問題。

家校合作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3月02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claytonearlylearning.or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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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健康成長，學校教育固然重要，家庭教育卻是關鍵。孩子在學校接受教育，德智體群美五育在課堂教學的學習經歷，師友互動的校園生活中獲得成長。孩子回到家中，其全面發展亦受着父母長輩的教育教導，兄弟姊妹的相處等環節中得到提升。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深刻理解家校合作的關鍵，乃在於兩者需要有着同一目標，各司其責，共同協力發揮教育孩子的最大效益。

    筆者在任職班主任職務期間，亦比較重視與家長的溝通互動，定時及時向家長分享孩子在學校學習及生活的情況，讓家長發揮協力作用，協助學生全面成長。因此，除了學校規定一年至少四次與家長的會面之外，亦會透過電話主動聯繫家長。當然，數十人一班的班級規模，不可能每一個學生家長都會定時及時聯繫，因此，聯繫接觸最多的，多數是那些在學校表現並不那麼理想的孩子家長，多年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孩子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家庭問題。因此，與這些家長接觸時，都會以讚許和肯定學生在學校的表現為主，再“搭單”幾句要父母注意孩子甚麼甚麼之類的說話。

    老實說，這種方式的家校合作，先不談尚未能覆蓋全部學生的家長。實際上，就算老師再積極主動，亦不可能真正做到定時及時向家長分享孩子在學校學習及生活的情況。大部分家長，對孩子在學校的學習生活仍然處於一個比較模糊的狀態，因此可以想像，家長實際上並不知道需要配合學校做甚麼工作，以及在家中應該如何協助孩子學習和成長。

    最近幾年，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通訊及社交軟件類型和功能的發展，據我所知，已有不少班主任（尤其是小幼的班主任）會透過這些通訊及社交平台建立家長群組，每天定時發佈和分享孩子圖文並茂的學習情況，當然還會有各類的作業測考信息、學校通告、校園活動等，甚至一些群組更會加入學生本人，讓學生也能參與其中。

    加拿大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各學區的中小學，於本學年開始推廣及試用線上平台“FreshGrade”，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合作平台。該平台可同步上傳分享學生作品及口頭報告等作業，讓家長知道學生課業上的進展，幫助教師與家長之間的溝通，也讓學生有機會分享自己的作品。而教師也能比照卑詩省課程學習成果，使用這平台評分，評分後以電子郵件將成績送到學生家長手中。

    其中一所試用平台的Cambridge小學，校長Vendramin表示這是未來的趨勢，認為學生的成績不應該只是一年幾次的報告，而是隨時與家長保持聯繫，成為學校與家長間的窗口，讓家長也有機會觀察到自己孩子的成長。

    資訊科技的發展，正在一定程度地改進及提升了家校合作的成效。

教師培訓呼喚“課程改革”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2月16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stjohnokc.org/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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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十五年，澳門教育改革深入展開。隨着《私框》實施，教師在職培訓成為教育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實實在在地影響到教學質素，更迫切需要開展“課程改革”。

    社會應要理解，今天教師面對的新一代學生及日常教學和訓導工作，比過去任何年代都要複雜，所以應對教師給予更大的關注；與此同時，我們都知道，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比過去任何年代都要多，教師的待遇，無論是歷史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職業同一時代的橫向比較，也達到高點；當然，教師也應理解，社會對教育和教師的要求，比過去任何年代都要高，所以教師應以更大的使命感去回應這些要求。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透過在職教師培訓，持續優化、提升教師的知識結構及教學效能勢在必行。但外地研究和本地經驗都表明，在不清晰政策理念的情況下，強制性的持續進修容易對教師造成心理困擾，如果再加上“遇人不淑”，上了沒有成效的課程，對日後的進修甚至會有抵制情緒。在教育界朋友的聚會中，不難聽到，大家對過往由政府主辦或委託其他機構開辦的教師培訓課程，評價很參差，有很好的，卻更多是較負面的，當中導師是課程成敗的關鍵。

    根據現行做法，教師在職培訓概括而言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教青局主辦、校本培訓、教育機構或社團開辦。在課程改革中，講求課程統整，教育行政當局正是這樣要求學校和教師，引申到教師培訓，其實最有需要來一次大規模的課程改革和統整，俾使教師和他們的學生一樣，感受到學習的樂趣。

    展望未來，教青局有必要成立專門的教師培訓部門或有權限的內部教研小組，針對教師的專業發展，設計系統的課程，不光是為了滿足政府推行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全體教師的不同生涯規劃、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年級、不同學科和不同興趣。再者，有必要建立教師培訓評核資料庫，為了教師能夠愉快學習和學以致用，要下決心拒絕教學效能欠佳的課程和導師。

    校本培訓方面，沿襲尊重學校自主開辦適合自身需要培訓課程的同時，應建立一套具體可操作的評審標準，宏觀決定哪些課程可以開設。

    由於在職教師培訓有特定的課程目標和內容，也有相當的專業性，所以對教育機構或社團開辦的課程，應嚴格把關，不能隨意將“百花齊放”式的課程列入專業發展時數。否則，只會使教師培訓成為另類的所謂“教育產業”，主辦者收到錢，學習者也確實相對輕鬆，彼此卻忘記了教師培訓的初衷。除高等院校外，教育社團，尤其是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公職教育協會以及各個學科教研社團，應是民間主辦教師培訓的主導力量。

    新時期的教師培訓正呼喚“課程改革”！

板書和講課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2月02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phrases.org.uk/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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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英國首相卡梅倫宣佈，擬採取一系列包括加大教師培訓力度等政策，提升英國學校在數學和科學兩方面的教育品質。觀乎此舉，有理由相信英國推出相關政策的背景，與上海中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優秀的成績，及其與英國教育上成就的顯著差距有一定關係。

    二○一四年初，英國教育大臣尼克吉布（Nike Gibb）決定安排英國教師到中國學習數學教學。期後的九月中旬，英國教育部選派了七十二名優秀的小學數學教師，到上海市三十所小學進行為期半個月的學習，深度參與了觀課和教研組的備課活動。

    負責上述項目的張民選教授，轉述了最後兩天由英國領隊組織全體英國教師進行集中討論的小結會，參與小結會的英國教師歸納出上海數學教育六大優勢（張民選教授將此次討論整理並發表〈英國教師眼中的中國數學教育秘密〉一文，大家可在網上找到上述六大優勢的具體內容）：

    第一，“相信”與“期望”。

    第二，“上海教師專業性強”。

    第三，重視“在職進修”，強調“集體分享”。

    第四，中國傳統數學教學方法和信念有價值。

    第五，“小步前進”與“多變式”。

    第六，“政治優勢”。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英國教師回國後翌月，英國教育大臣吉布在英國老牌報章《每日郵報》中，公開呼籲英國教師應重拾和學習中國chalk and talk的教學模式，提出：“讓全國學校採取全班教學的模式，尤其在數學和科學的教學上。研究表明，這一模式比其他專注於個體學習的模式更加顯著有效。”

    上面提到的“全班教學模式”，在英國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仍然很常見，而所謂的chalk and talk，意思就是教師用黑板板書上課，所有學生坐在下面聽老師講課。

    吉布同時指出：“上海十五歲的學生在數學教學的表現，比英國的同齡學生要高出三年。”“在上海的小學的全班教學模式中，所有學生參與問題回答是他們成功的關鍵。老師教授所有學生同樣的課程，以期他們獲得同樣高的水準。”

    教育大臣的言論儘管引來不少進步教育工作者（progressive educationalists）的批評，批評他抹煞了英國教育界在過去四十年來大力推動，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模式，認為這種模式有助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知識。但他隨即反駁道：“這些時髦教學方法的問題在於，孩子們的學習由他們自己來決定，他們可能會與朋友聊天，而老師卻在別的地方。這一方式沒有充分的利用時間和資源。”

    教育改革應以“教師”抑或“學生”為中心的討論及爭議時而有之，事實上，哪種模式和方法才是最好很難下定論，亦正好反映了教育改革的鐘擺效應，畢竟不同國家地區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可以肯定的是，討論激發思考，思考推動反思改進，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