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與職業教育

文． 林發欽

刊於2015年08月31日澳門日報C11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
2015-07/30/128076900_14382579057141n.jpg

　澳門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多時，從教育政策、教育成效、社會效益和公衆評價諸視角審視之，都不能說取得成功。但這不是要否定職業技術教育在澳門社會發展中的價值和貢獻，更不是要否定職業技術教育工作者的長期努力和付出，而是從宏觀社會層面出發，正視問題，尋求改進之策。教育當局近年十分關心職教的發展，似乎正醞釀推出新的政策和措施。

    政策研究室最近公佈的《澳門人口政策研究報告》，就以專門的章節引用澳門科技大學2014年的內部報告《持份者對澳門職業技術教育認知及政策期望的焦點訪談研究》，闡述未來的職教政策。該份訪談研究被視為內部文件，並不公開，這種處理有點過猶不及，因為這樣的研究報告我看不到敏感性和需要保密的理由，花了公帑，卻束之高閣，而不藉此詳細推介有關政策，實在可惜。根據人口政策研究報告所引用的部分內容，看不到發展澳門職業技術教育的新視野和具體有效的新措施，大部分意見在教育界已討論多時，甚而早就形成共識，關鍵是怎樣推行，何時推行，由誰推行。諸如配合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人才需求，培養應用型人才，整合政府資源等論調更是“離地”空談，缺乏新意。

    澳門職業技術教育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社會觀念認為“職業教育”的出路不如普通教育；微型經濟體的職業結構與工種實際需求並不如理論中的殷切；有些職業工種已由外勞充當等等。這些條件下，使現時幾所職業技術教育中學在生源上出現錯配，部分職業技術中學的學生打算或最終入讀與原職教課程無關的專業；部分專長與興趣都適合入讀職業技術中學的學生卻在文法中學“苦讀”，或提早離開校園進入社會。

    澳門職業技術教育政策中一個不能忽視的獨特議題是，在澳門勞動人口中，有相當部分是外勞。在此先略過未來的外勞人數和工種結構等外勞政策問題，幾可肯定在可見的未來，外勞人口仍會佔澳門勞動人口一個相當大的比例，甚或過半。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經濟結構單一，工種類型偏少，各工種人口需求也常現波動不穩，所以職業技術教育政策的制訂，應與外勞政策密不可分，互為考慮。即是說，如果將來傾向重點發展特定的職業技術教育門類，在外勞政策上就不應輸入或盡可能少輸入這類人才，否則本地職教學生將要與外勞競爭工作崗位，潛藏社會矛盾。

    澳門的教育現狀是，我們有八成多升大率與過五成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卻同時有不少青年人沒有完成高中教育，更遑論高等教育了。是以，職業技術教育有其需要與價值，盡快建立職業技能認證制度應是未來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最重要的政策，這也是《澳門人口政策研究報告》中可取的建議。

讓幼兒健康快樂成長（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8月17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y1.ifengimg.com/
93e66fcf076a20ad/2014/1102/rdn_5455b524b39bb.jpg

    上期提到，陳鶴琴先生的《活教育的教學原則》，提出十七條指導幼兒教育的具體方式和方法。

    鶴琴先生十分強調要讓幼兒從做中學習，他認為要讓幼童內化各種知識和能力，皆要透過直接或間接的體驗，教學過程不應該直接向幼兒說明結果，而應要讓他們自己去實驗和思考，去求結果。他指出，例如游泳和做飯，在陸地上和在課室裡，無論你怎樣教以及如何解釋，都無法讓孩子學會游泳懂做飯。

    因此，鶴琴先生提出“凡是兒童自己能夠做的，應當讓他自己做”、“凡是兒童自己能夠想的，應當讓他自己想”、“你要兒童怎樣做，就應當教兒童怎樣學”三條原則。

    “促進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法的革新，尤其是以遊戲為基本的學習活動方式，避免幼兒教育小學化”，是特區此輪幼兒教育階段課程改革的重點。

    如何革新教學方法？鶴琴先生倡議我們，要不斷“鼓勵兒童去發現他自己的世界”，尤其採用“比較教學法”、“替代教學法”和“精密觀察”，並以“大自然和大社會作為教材”、“注意環境、利用環境”去開展教學。他注意到，小朋友喜歡戶外生活的特點，認為幼童到戶外去就快樂，書本上的知識是間接知識，幼童完全沒有經驗過，讀了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而大自然、大社會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好玩的東西來作活教材和活教具。所以，就需要讓兒童到大自然、大社會中，去探索自然的神秘，去研究社會的實際問題。上述的六條原則，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再看，一點也不落伍。

    作為兒童心理學家的陳鶴琴先生，各條原則都是根據兒童心理的理論學說，結合他多年的教學經驗提出，力求做到“心理學具體化、教學法大衆化”的目標，讓教師讓家長都能理解，都能應用。其中六個原則，尤其結合了兒童心理學的理論學說。他注意到兒童喜好競爭的心理特點，因此，提議老師們可以“用比賽的方法來增進學習的效率”，透過組織比賽，增加學習興趣，促進學習效率。同時，他倡議採用的方式方法，也抓住了兒童的心理特點，認為在教學過程中，尤其要注意“積極的鼓勵勝於消極的制裁”、“積極的暗示勝於消極的命令”。此外，鶴琴先生亦提出，採用的方式方法要盡可能“遊戲化”和“故事化”，並透過“分組學習，共同研究”，從而提升兒童的學習興趣。

    另一方面，鶴琴先生認為，應當發揮協作的功能，鼓勵“教師教教師”以及“兒童教兒童”這兩個原則，套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話語就是“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上述摘要鶴琴先生提出的活教育教學原則，在當前政府和學校推進幼兒教育課程改革工作的背景下，尤其踏入新的學年學校將按序於幼兒教育階段全面推行《課程框架》與《基本學力要求》的相關規定，鶴琴先生的建議仍然極具參考價值，值得我們每一位幼教工作者認真學習、深入理解和付諸實踐。

鄉土故事：戰爭與饑荒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8月03日澳門日報E07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image.wenweipo.com/
2015/08/13/a18f.jpg

    我一直提倡老師多以口述歷史的形式推展校本課程和專題研習，一方面訓練學生的研究能力和提升待人接物的技巧，一方面使學生深入了解別人，親身體驗不同年代的歷史。本文嘗試以具體的口述故事，說明口述歷史在教育中的作用。

    我們都知道，澳門在抗戰時期發生嚴重饑荒，那個年代的人是怎樣生活的呢？透過口述歷史，我們可以了解得很具體、很細節。香港淪陷後，難民激增，周邊地區都被佔領，使澳門成為名副其實的“孤島”。航路受阻，糧食供不應求，澳門的自然環境又欠缺耕地，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饑荒。饑餓成為那個年代澳門社會最主要的特徵。

    有受訪者的爸爸是海外華僑，定期寄錢回來，生活相對安穩，她回憶：“我們也是要吃雜糧的，要吃些發脹了的米飯，讓你吃了半碗就覺得飽。這些一會兒使人又覺得餓的飯，我們叫它作‘神仙飯’。我最記得我們有時又饑餓，又沒有甚麼東西好吃，到收到爸爸匯來的錢時，媽媽就讓我們開心一下，給我們一毫子去美國樓餐廳買一個餐包吃，大概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餐包吃。”

    如果家庭環境不怎麼好，生活就更艱難了。有受訪者憶述：“在日本仔來的時候，是吃不飽的。我們已經算比較好了，還可以把番薯、芋頭摻到米飯中吃。有人甚至連這些東西都沒有。”

    各種糧食供應不足，尤其是米荒，政府實行配給制，使富裕階層也不容易買到糧食。有受訪者說：“到後來貴的時候，就完全沒得賣了，有錢都買不到。”

    極度饑餓之下，許多平民百姓要從糞便中找尋未消化的食物殘渣進食，以保存性命。有老人家回憶說：“我對粟米有很深的印象。當時市面上有很多乞丐，不少人就在街角住宿、煮食。一次，我在街上看到有人煮食，他們在煮一粒粒的粟米。那些粟米是從哪裡來呢？原來有些人身體差，吃了硬粟米不能消化，便將一粒粒粟米拉屎排出來。那些饑民在極其饑餓的情況下，在屎中把粒粒粟米撿出來洗淨再煲，以作充饑。”

    另一位受訪者也有相近的記憶：“那時候在澳門，從石牆街到白鴿巢的路上，很多人隨便在路旁排便，先前進食的玉米粒沒有消化直接排出，大雨過後，只剩下玉米，街上就有人把玉米撿起，然後進食。抗戰的時候，這是沒有辦法的。”

    有受訪者曾親身目睹饑民撿糞便殘渣吃，成為他最深刻的戰爭記憶：“當時有人吃了餵馬的粟米，拉出來沒有消化的玉米屎，這都有人會搶，搶了洗乾淨再來吃。有些人說這未免太誇張了吧，但這是真的！這是我小時候見過印象最深刻的事。當時我在同善堂讀書，學校煮粟米派給一些人，我在同善堂，即是現在爐石塘那附近走過，旁邊有一些橫巷，有些人拿了吃完以後，因為很難消化，便拉出來一粒粒的粟米，但是拉出來之後便接着有人去搶，搶了洗乾淨後再煮來吃。我真的親眼看到。”

    總之，饑餓或半飽半饑是戰時澳門社會生活的常態。我相信以上戰爭親歷者的回憶，會為我們的新生代帶來不一樣的經驗。這些事離我們很遠，但通過適當的教育方式和呈現方法，卻又離我們很近。這就是口述歷史，我所相信的有效教學法。

讓幼兒健康快樂成長（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7月20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brocku.ca/brock-news/
wp-content/uploads/2013/09/tbn-fullday-kindergarten.jpg

    衆所周知，政府正在推進學校課程改革與發展的步伐，其中，踏入新的學年，將按序於幼兒教育階段全面推行《課程框架》與《基本學力要求》的相關規定。

    幼兒教育階段課程改革的重點，強調“促進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法的革新，尤其是以遊戲為基本的學習活動方式，避免幼兒教育小學化”。

    當中，《課程框架》內有關課程發展的原則提出，幼兒教育的課程要遵循“啓蒙性”的教育特點和切合幼兒身心發展的規律，重視課程內容的綜合性及遊戲化的學習活動方式，推行綜合主題教學，並堅持保育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同時，為引領學校優化學校的課程與教學，避免幼兒教育小學化，《課程框架》在規範學校在幼兒教育階段設立“學習領域”，而非按“科目”設置分科課程，推動學校以幼兒的生活經驗設計跨學習領域的綜合性學習主題，鼓勵學校以遊戲作為基本的學習活動方式，從而促進幼兒教育課程的統整，讓幼兒獲得多元、均衡及完整的學習經驗。

    而幼兒教育的《基本學力要求》，更進一步提出幼兒學生在完成三年學習後，在“健康與體育”、“語言”、“個人、社會與人文”、“數學與科學”、“藝術”五個學習領域的發展水準提出基本要求，讓教師的教學更重視幼兒知識、技能、情感、態度及價值觀的整體發展，也保障教學活動不致出現對幼兒有過高的學習要求。

    以上，是特區政府在制度建設上，推動學校進一步改革幼兒教育的主要理念和方向。

    近十多年來，隨着政府對教育投入的不斷加大，尤其在制度上的不斷完善，幼兒教育階段教師的專業資格和學歷水準持續提高，因此廣大教師們對於幼兒發展的認知，已具備足夠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共同推動幼兒教育朝着正確的方向邁進。

    幼兒教育課程改革步伐的推進，《課程框架》與《基本學力要求》等制度建設固然重要，但實務上仍然需要廣大的幼兒教師同心協力，在課堂教學上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進，才能真正將改革的理念落實到孩子身上。

    被譽稱為“中國的福祿貝爾”、“中國幼教之父”的中國近代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先生，非常強調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教人要從小教起”，尤其以幼稚期為人生最重要的時刻，小朋友的習慣、語言、技能、思想、態度和情意要在此時期打好穩固的基礎。因此，陳鶴琴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代表作《活教育的教學原則》，提出十七條的教學原則，指導幼兒教育的具體方式和方法，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再重讀這十七條原則，無不佩服陳鶴琴先生學術之造詣。

    活教育十七條原則的第一條，提出“凡是兒童自己能夠做的，應當讓他自己做”。此一原則，陳鶴琴先生依據了兒童喜歡遊戲和好動的心理特徵，認為孩子能自然動手就是“做”，“做”了就可與事物發生直接的接觸，就會得到直接的經驗，就能認識事物的本質。

    澳門此輪幼兒課程改革，倡導遊戲化的學習活動方式，正正就是陳鶴琴先生指出的原則之一。如何讓幼兒健康快樂成長，陳鶴琴先生六十七年前就已經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烽火歲月的集體回憶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7月06日澳門日報D06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
/res/1/20150707/19381436204636640.jpg

    口述歷史做得愈多，我愈相信它的功能將來勢必會無限拓展。口述歷史不僅是歷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和史學研究方法，同時是一種社會學研究方法，也是大學、中學甚至小學開展人文社會領域教學的重要工具。我愈來愈深信口述歷史是一種有效的“溝通”工具，不僅讓歷史與未來對話，實現敘述者與訪談者的情感交流，透過口述歷史更能跨越世代的鴻溝，消弭世代偏見。

    我這些經驗和想法，或許有點令人懷疑，但事實真是如此。

    近期做了一項“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研究，將敘述者，即受訪者定位為“平民”，研究戰時的澳門社會生活。這些敘述者既不是高級官員，也不是軍人，也不是商人，而是普羅大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由於時代久遠，加上敘述者有一定的年紀，以致每個故事都有模糊和褪色的地方，這也是口述歷史常受人詬病的地方。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些詬病無關痛癢。我們主持訪問了逾五十位八十歲以上，親歷過戰爭而又記憶猶新的長者。每個人的具體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每個故事都充滿“個性”；但這數十個故事，卻一如研究假設那樣離不開那個時代的“共性”。總體看來，從烽火歲月中走過來的澳門老人，他們都有一大串共同的關鍵詞：走難、飢荒、輪米、餓殍遍野、搶食、驗糞、和平歡欣等，構成一幅真實的戰時澳門社會生活圖像。這幅圖像，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集體回憶；或者反過來說，他們的集體回憶重構了那幅戰時澳門社會生活的圖像。這就是口述歷史的價值，透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質疑餓死的具體人數，卻能肯定了餓死很多人；我們可以不相信骨瘦如柴的善良小孩竟然要當街搶食，卻無法不承認飢荒之下人性和尊嚴的脆弱。

    有些悲慘故事在訪談現場已經聽過，只是當時故作專業抑壓情感，不讓淚水往外流；但到夜深人靜獨個兒伏案校閱逐字稿的時候，眼淚還是不能自主地奪眶而出。我清楚知道這些戰時經歷不是小說，不是電影，而是真實的生命歷程。有錢買不到糧食、炮彈落在家裡的屋頂死裡逃生、看着妹妹活生生餓死、已失去媽媽的十二歲小孩被爸爸要求跟別人走以保存生命……

    這些老人的故事，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其實又很近。不說國家與和平大義，只看真實的人性，我相信老澳門人的抗戰故事可以感動我們的青年學生。透過口述歷史，我們不一定讀懂戰爭的殘酷，卻肯定讀懂老澳門人的苦難與質樸，實現世代理解。

    如果了解我這些研究的經驗，或會更明白我的主見，口述歷史的確可以“跨越世代鴻溝”。就此而言，口述歷史應用在教學上，已不僅限於歷史科了，謹此與教育界同工分享。

《仁川宣言》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6月22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globaleducationmagazine.com/
wp-content/uploads/2015/05/
UN-secretary-Ban-Ki-moon-world-education-forum
-2015-1024x764.jpg

    五月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韓國政府共同主辦的“世界教育論壇（World Education Forum）”於韓國仁川召開。這個在教育領域最重要的國際會議每十五年舉行一次，本屆主題是“通過教育改變人生”，大會邀請了聯合國秘書長、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世界銀行行長等國際機構高層人士、來自一百多個國家地區的代表以及非政府組織出席。分別就多個當前教育議題、未來所面對的挑戰進行討論和提出應對的策略及措施，論壇同時制定了促進未來十五年全球教育發展的《仁川宣言》（下稱《宣言》）。

    教科文組織總幹事Irina Bokova在閉幕式中表示，《宣言》申明了教育是實現全球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鼓勵各國政府為其國民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同時反映了各國對所有兒童和青少年獲取他們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的決心，並作為全球公民運用他們的潛能建設他們的社會。

    自1990年《全民教育（EFA）世界宣言》教育發展目標在泰國宗迪恩提出以來，各國在推動教育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當中仍有很多目標尚未得到實現。目前，全球仍有五千八百萬名兒童失學，而且大多數是女童。另外二億五千萬兒童雖然在學校學習至少四年，但仍沒有掌握基本的技能。

    《宣言》就是在此基礎上提出，至2030年必須實現全民教育發展的新目標，同時通過了“2030教育行動框架”，以作為九月聯合國大會於可持續發展目標教育路線圖中討論採納。路線圖將基於義務性、透明性和參與式監管的原則，促成各國政府制定一份有效推動教育發展的法律與政策，以調動所有國家和教育夥伴全面落實新的教育議程。

    教育發展離不開教師，因此，《宣言》重點關注到教師隊伍的建設，提出將確保教師和教育工作者享有必要權利、充分就業、優質培訓、專業成長，以及享有一個資源充裕且高效率、高效益治理體系的激勵與支持。

    此外，“2030教育行動框架”進一步確立發展目標，提出至2030年各國政府應確保有足夠且訓練有素的教師入職，必須招聘合資格的教師，並從低年級開始支援學生的學習需要；教育政府部門須為教師提供最佳的激勵措施，包括具吸引力的薪酬待遇以及持續專業發展的機會；透過制定政策吸引優秀人才從事教職；建設卓越績效的教育系統，以鼓勵教師把教育工作視為畢生事業。

    教育國際主席Susan Hopgood在論壇中指出，為了實現教育目標，必須保證每個學生由訓練有素、專業合格和進取精神的老師來教授。並進一步提到，若要為全民提供優質教育，就要變革教育體制，教育系統必須要轉變成促進開放與合作文化。

    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教育，教育的發展離不開教師，由此，建設優秀的教師隊伍，改革課程與教學提高教育品質，促進學生全面健康的成長成為當前全球教育發展的關鍵環節。

校園瑣記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6月08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
wikipedia/commons/1/1c/
Japanese_high_school_classroom.jpg

    在一位學生的婚宴上，重遇很多昔日教過的學生。驀然回首，原來我離開中學教壇已經十年了，那個校園依舊美麗，只是同學們早就畢業，並已長大成人，陸續開始組織自己的家庭了。環視宴席，一張張笑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我曾經看着這些臉孔成長；陌生是因很多學生已多年未見了。一席婚宴，令我回想起難以忘懷的中學教學生涯，以及一本早已排好，但卻沒有付梓的書──《校園瑣記》。

    教育是偉大的事業，教師是背負重大使命的職業，校園是成就理想的聖地，學生是純真的天使，我從為人師的一刻就如是想。教育理論和教育家的論著常提醒我們，老師的一褒一貶，對學生來說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的成長經驗也印證了這種提示。讀書的時候，我有欣賞的老師，有敬重的老師，也有畏懼，甚至是討厭的老師。有老師的一句“文章寫得很好，可以登報紙”，成就了我終身寫作的習慣；有老師的一句“你的記憶力很好”，使我自此成為一個樂於背誦的學習者。

    有個教學故事，我常記在心頭。改作文時，有一篇文章文筆並不華麗，內容也不見獨特，但那位同學卻寫得很認真，寫了整整兩張原稿紙。讀到他的文章時，我已批改了三四十篇作文，給評語已顯得有些麻木。本想只給他打個分數便算，但心裡總想給學生一些鼓勵，想不出具體可寫的東西，便使勁在原稿紙寫了一個字—— 好！發下去後，那位同學拿着文章很認真地來問我：“老師，有多少篇文章有‘好’字？”“不過三篇！”我馬上回答。學生心裡確實很渴求老師的認同，沒有時間，哪怕只是一個“好”字，也會有無窮的力量，我總是這樣想。

    這些教學經歷使我時常很在乎對學生說的每一句話，寫的每一個字，並很在意地把當中的故事記下來。任職中學教師的五年，除做行動研究和寫教育論文，寫得最多的是教育散文。後來還專門開了一個專欄叫“教學周記”，用心記下每周最難以忘懷的故事。就是這樣，離開中學教壇那一年，整理這些教育散文，竟有好幾十萬字。我從中選輯了一些，並配上真實的校園生活照片，結集成一冊校園散文──《校園瑣記》。

    為這本書，我還寫了一篇自序，其中一段這樣說：“月圓月缺，潮起潮落，五載時光，盛載了無數個成長的故事，沉澱出一個個絢麗的青春之夢。既模糊又清晰，歡欣摻雜着苦澀，有圓滿有遺憾，這就是我真實的教育故事，屬於澳門的故事。”令我想不到的是，當時因剛出社會工作幾年，未有能力自資彩印出版，已排好的書稿保存在電腦中，一晃眼十年就過去了，期間電腦也不知換了多少台了。

    十年後的今天，想起了這件事，想起了我的那班學生，心存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