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台灣的早期關係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9月29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鄉土教育的內容，不應只有“本土”，更應關注傳統教育中忽略的、而又與本土現狀關係密切的主題。舉例說，澳門與鄰近地區的淵源，一般只被論述為澳門一直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卻很少細節探討澳門與周邊地區的雙邊關係。事實上，這些內容更真實可感、更能令我們理解同是中國的一部分，彼此歷史關聯和命運休戚與共，台澳關係就是如此。

    十五世紀後期，葡萄牙人首先繞過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找到通往東方的航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到達中國，以澳門為根據地，並通過台灣北上，抵達日本，往來於日本與印度之間，經營國際海上貿易。台灣與澳門，同是中國南部的邊陲海島，雖然面積相差甚遠，但因為歐洲殖民者東來，因為海洋的關係，結下了不解之緣，甚而有着相近的歷史。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幾乎在同一時間為台灣和澳門起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洋名：福爾摩莎與阿媽港；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同時看中這兩個地方，一六二二年荷蘭強攻澳門不果，立即退佔澎湖，兩年後佔領台灣。此後，澳台兩地經常同時出現在古荷蘭文獻中，雙雙成為十七世紀“海上馬車伕”的重要戰略目標。

    台灣與澳門，因為歷史的際遇，同時具有一個以西方人視野而命名的洋名，自此以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相繼東來。兩地作為東亞海域上兩個主要的戰略港口，開始了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聯繫。

    透過中外文獻，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澳台關係的細節。一六○四年荷蘭將領韋麻郎（Wijbrant van Warwijck）率艦隊企圖攻奪澳門，但因中途遇上颱風，遂轉航澎湖，並停留了一百三十一天，這是荷蘭人首次佔領澎湖。一六二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遠征艦隊進攻澳門，阻止西班牙和葡萄牙與中國進行貿易，爭奪與中國的貿易。這就是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澳荷大戰，同年六月廿四日，荷蘭軍隊進攻澳門，因多種原因敗退，但主力尚存，而且還有船隻正在趕來增援，本來可以重整陣勢，再次發動更猛烈的攻擊。但澳門不是荷蘭人的唯一目標，只要能在中國沿岸取得據點，是否澳門並不重要；所以荷蘭艦隊的主力隨即離開澳門，前往澎湖去了，並在兩年後佔據台灣，開展了近四十年的荷據台灣時代。

    這些細節的歷史內容，顯然比空洞的文字概括來得更真實可感，這也正是鄉土教育的意義所在。當然，從歷史回到現實，還有更值得書寫的內容。日益密切的澳台關係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回顧歷史，重現兩地早期因緣際會的交往和似曾相識的遭遇，似遠還近。從福爾摩莎與阿媽港，到台灣與澳門，中國南部的兩塊寶地，以獨特的發展歷程見證了中華民族苦難和復興的歷史。  

價值重塑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9月15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上周五、周六一連兩天參與了一場收穫豐盛的研討分享會，非常感恩！來自上海的五位嘉賓在四場次的分享活動中，介紹了上海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寶貴經驗；從宏觀的政策規劃到微觀的學校教育現場經驗，為出席的眾多教育同仁帶來了一場深有啟發、別具意義的盛宴。

　　兩天四場研討活動之所以座無虛席，全因講演嘉賓的號召力。嘉賓之一的尹后慶主任本已無人不認，還有幾位來自上海著名中小幼校長、園長，他們帶來在學校第一線的實踐經驗，也是參與者擠滿了仲尼堂的主要原因。因此我想借這個專欄，為大家分享這兩天的收穫跟體會。

　　這次研討會，榮幸地邀請到在上海市教委從事三十四年行政管理工作，先後歷任上海市教委基教辦主任、督導辦主任、第七至九屆國家督學、見證了上海市教育發展與變革幾個重要時期的尹后慶，以上海基礎教轉型育的成功經驗，以及學校教研制度的建立、管理和實施過程為題，為本澳的校長、主任、老師分享了上海在教育方面所取得成果和經驗。

　　尹后慶首先為我們展示的是上海教育在PISA測試中所反映的狀況，這裡我特意不突出提上海在最近兩次的PISA成就，而用了“所反映的狀況”，第一是大家對此非常了解，不用多說；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借用尹后慶的話，參與PISA不是要比成績，不是要爭排名，而是要借用這個國際測試的平台，檢視及比較自己的不足，以及承傳和發揮自己的優勢。

　　上海最近一次PISA結果反映，參與計劃的15歲學生，獲得第五級以上精熟水平的高成就學生超過55% (OECD平均為12.6%)，而更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略的是，第一級以下的學生百分比僅有3.8個百分點(OECD平均為23%)。這些數字顯示了上海教育最得高成就的重要關鍵－均衡。對此，尹主任解釋了上海市在近十多年以來，在教育均衡中所作的一些舉措。

　　首先是從政府政策到學校實務貫徹如一的“價值重塑”，十多年以來，上海教育已拋棄了建設“重點學校”和“窗口學校”並以此為政績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協助那些薄弱學校和後進學生的一系列的措施；學校層面傾注更多的心思，努力實現以以成就每個學生為本，不讓一個掉隊的教育理念，改變了以往只追分數與高考成績為單一目的教育觀念。

　　午餐時尹主任與我分享道：現在上海各所學校的基礎教育都很平均，家長不再那麼爭甚麼名校，因為這個“平均”所承載的是優質的教育水平。上海在PISA測試所取得的成就，絕對不是成績的世界第一，而是高水平的教育均衡。

　　此外，上海的高水平教育品質還有另一關鍵因素——完善的教研體制。篇幅所限，下期續談。

歷史上外國人眼中的澳門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9月01日澳門日報G01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macauguide.net/pria.jpg

    澳門回歸近十五年，致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旅遊業急速發展，卻使原來“休閒”的城市與生活日漸離我們遠去。在一個研究生課程上，有學生問：澳門歷史上作為一個國際貿易港口和傳統的旅遊城市，有“休閒”過嗎？答案當然是“有！”

    “休閒”實在是澳門與生俱來的城市特質，這有大量的歷史圖像、遊記和文學作品可以佐證。從地理位置、氣候環境、歷史成就、城市精神、人文傳統等方面看，澳門都具備“休閒”的個性。且引幾條史料，聊作鄉土教育的題材。

    阿爾梅洛(Nicolas Tango Armero)《穿過鴉片的硝煙》記載：“澳門那份天長地久的悠閑自在，居中的地理位置，恬靜舒適的生活條件，使它成了所有外國人喜歡光顧的地點。廣州或者香港的商人老闆為了擺脫工作的壓力，就來到這裡小憩一段時光。僱員為生計而奔波，只要有幾天休假時間，也到這裡躲躲清閒。這個和平清靜的城市為所有人提供稱心如意的安樂窩和避難所，再加上領事使團就設在澳門，歐洲政府的氣勢加上領事館群體的排場，使得澳門具有了我們西方城市的模樣。”

    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舊中國雜記》記載：“外國客人來到創建於十六世紀前半期的葡萄牙古城澳門，都很喜歡它那寧靜安謐的生活、它那華美的氣氛以及可愛的氣候。即使他們不懂得引用阿爾汗布拉宮(Alhambra)的銘文說，“假如地上有一座樂園，它就在這裡！也該會說句實話：這裡真是舒服極了。”

    亨特( William C Hunter )在另一本著作《廣州番鬼錄》記載：“澳門氣候宜人，海風清新，風景優美……它建有炮台、城牆、教堂、女修道院、市議會，以及寬敞堅固的私人住宅。東望澳門灣，看起來酷似那不勒斯。一幢幢美麗房屋，邊沿有一片寬闊的海濱草地保護着，草地又由一道築有矮牆的防波堤環繞着，風景非常美麗。”

    老尼克(Old Nick)的《一個番鬼在大清國》載：“我很想再寫寫澳門。那些鱗次櫛比的房子，窄窄的階梯小徑，葡萄牙的修道院，有着當地風格的屋檐的天主教鐘樓，還有那別致的圓形海灣，疍家疍船穿梭往來，將你載往港口，在花崗岩的岸堤邊下船……”

    從以上多篇一百多年前的文字，我們很容易感受到澳門的美麗與休閒。昔日澳門的這些特質，並不全然與歷史時代的發展水平有關，因為她透出的不僅是文明的簡樸，而是“寧靜安謐的生活”及“稱心如意的安樂窩和避難所”。

    澳門的機遇與繁榮主要仰賴旅遊業，社會的問題與挑戰也主要起因於旅遊業。當下，澳門正處於如何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兩難窘境。歷史文獻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恆久的國際旅遊城市，“世界”和“休閒”本來就是我們的傳統。當前問題的核心不是歡迎或拒絕旅客，而是如何延續我們的歷史特質，使居民享受休閒，旅客感受休閒。唯有如此，澳門將來才會繼續出現像阿爾梅洛、亨特和老尼克等人筆下的美麗形象。

合作和分享（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8月18日澳門日報D12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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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由OECD開展，近卅四個會員國、超過十萬名教師參與的“二○一一年教與學國際調查（TALIS2013）”。參與調查的國家中，初中教師工作時數有約五成的時間為“課堂教學”，約三成的時間為“獨立備課”和“批改作業”，教師在學校內與同儕分享和團隊合作的時間不到一成；此外，超過一半的初中老師表示很少或從未進行合作教學或觀察同儕教學，以及有近半數初中教師從未從學校領導方面獲得教學回饋。

    為此，TALIS專門編印一份“教師指引”，為學校領導和教師提供改進策略，針對上述情況的指引摘要如下，供各位參考：

    1. 建議學校領導應給予教師更多參加專業發展活動的機會，當中包括提升教學技巧，以及着眼於提升課堂效能的能力。這些專業發展活動，除了推動老師參與培訓外，更應該強調的是學校應透過校內的合作及指導活動去開展，這將有助教師團隊之間建立信任，促進合作，促進積極的學校氛圍。

    2. 建議老師更多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擴大自己的教學所教授科目的知識，給予學生更多的時間和機會自由地進行探索活動，給學生佈置更多的小組項目和任務，尤其那些需要超過一個星期來完成的小組作業。

    3. 建議老師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參加研討會和培訓之類。同時，更應騰出時間去觀察其他教師的課堂，以及針對特定教學問題，開展個人或合作的研究活動等。TALIS結果表明，參與上述專業發展活動程度更高的老師，更為願意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4. 建議學校建立由具經驗老師帶領新老師的師徒制度，同時，加強同事之間的合作，建立互信，推動積極的學校氛圍。合作不但有助分享經驗從而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建立學校教師團隊的合作氛圍，亦有助於有效地改善和應對學生的不當行為，以及維持更佳的課堂秩序。

    5. 建議學校為教師開展合作教學創造條件，包括讓教師配對同一時間開展同一主題或單元的教學內容；有意識地安排教師的上課時間表，以便開展協同教學或同儕觀察與回饋；建立更多與鄰近學校的互相觀摩機會，開展跨校的專業發展活動，讓老師有更多的機會互相學習。

    6. 建議教師更多與同儕進行合作，這些合作應包括從備課、課堂教學及學生評核等各個教學環節。

    上述TALIS的建議，簡而言之就是“合作”和“分享”。一所學校，從校長到主任，從班主任到科任教師，從教學人員到學校其他的教育支援人員，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不能嚴格分割“職能職責”的整體，我們的學生在學校的十五年間，就是在這個整體中發展成長。

重視體育課程是澳門教育的傳統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8月04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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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已頒佈並根據澳門學校的現況分階段實施，其中有專門規定：“在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各階段，學校須確保學生每周進行體育運動的時間不少於一百五十分鐘（包括“體育與健康”的教學活動時間）。”這項內容引起教育界廣泛關注，因為澳門部分學校基於運動場地和設施不足，對體育課程“有心無力”，長期無法滿足校內師生開展多元學校體育運動的需求。

    因緣際會的是，“課框”這項既非新理念，也非新嘗試的規定，遇上澳門出生人口增加的新時期，激發社會對教育用地、校園操場、運動設施、生均面積等議題的思考。從社會輿論和政府回應看來，社會似乎已形成共識：將來一定要透過土地資源的傾斜以發展學校校園，土地再缺，也不能缺教育。如政府未來真的能把相關認知轉化成實在的政策，並有序落實，這或許是課框規定相關條文所始料不及的另一項重大成果。

    事實上，從已有的澳門體育運動史和教育史研究成果來看，澳門學校在運動場地不足的情況下，仍然十分重視體育課程，甚至成為澳門教育的一項優秀傳統。

    澳門早期的天主教教育和基督新教教育均重視學校體育，把鍛煉身體、展開運動和娛樂活動作為學校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學術界甚至認為，在中國體育教育史上，澳門教會學校開啟了中國體育教育的先河。例如，明朝末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及清代的教會學校，都設有一定的體育課程，將遊戲、舞蹈、游水、登山等運動引入學校課程；華人子弟學校方面，在維新教育思想的影響下，西方體育教育普遍進入華人開辦的各類學校。例如，一八九八年華人富商何廷光創辦的“澳門大同女學堂”，就規定學童每日除各項功課外，兼習體操；一九○五年創辦的“鏡湖義學”，就在醫院的空地開闢運動場，購置體育設施，發展學校體育；一九一○年創辦的華商學堂，就開闢一片草地，設置鞦韆架、運動儀器等，特別注重體操，學生每次上堂必須穿着體操衣，作為學堂制服。

    塔石球場曾經長期是澳門青年學生的主要運動場地。一九一一年，澳門振興學會就在塔石球場舉辦了一次“學校學生運動會”，一九二三年澳葡政府把塔石球場轉給教育部門，並制定相關使用規章，專門發展學校體育。

    以上種種，反映澳門學校體育運動在很早的時期，已具備一定的規模和水平。重視體育是學校重要的教育思想，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場地再缺也得想辦法。先輩如此，方有今天之成果，將來如何發展，引人深省。

合作和分享（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7月21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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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機會與一些老師朋友聚會，席間大家都談到學校的工作。

    比較年輕的甲老師分享了初任教師時的成長歷程，他提到任教的首年，心裡尤其不踏實。如何才算把一節課備好？課程內容哪些是重點、難點？如何鞏固和建立學生的知識體系？甚麼樣的教學設計和選用哪些教學材料？怎樣帶領學生掌握學習任務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心思和時間作好準備。幸好，學校科組的教師之間長期以來已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協作氛圍，有固定的時間集體備課和互相觀課，並由有經驗的老師帶領和協助；相關課程內容的資訊、圖片和影片等的教學資源亦會互相分享。在這種良好的協作氛圍下，甲老師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較快的成長，上半學年已基本把握教學工作的關鍵，其後的教學亦逐漸得心應手。

    另一位已有較長教學經驗的乙老師，亦分享了在學校工作的經驗和體會。他說其學校規定科組每三個月就要辦一次研習會，每次研習活動會分別請科組內的教師就教育的發展或學科的前沿資訊與科組同事分享介紹，並就相關的內容進行深入互動討論。乙老師說，科組第一次安排他作分享介紹時，由於用了很多的時間去閱讀相關資料，研習會同事回饋的反應都很好。自此以後，他就開始定期關注和收集整理有關信息，並經常主動爭取在研習會上作介紹。透過這樣數年下來的累積與思考，乙老師逐漸擴展了自己對教育這個專業的認知層次，梳理和構建了對教育的一套觀念和理想。

    上述兩位老師的分享帶出了一個重要信息：教師的發展與成長，單靠老師單打獨鬥，儘管花費很長的時間，效果亦未必理想。

    教育，從來都是一個講求合作和分享的專業。

    不少研究發現，學校團隊的合作對學生的學習質量和成效有較顯著的影響，並建議老師要多利用課堂教學以外的時間與同儕進行更多的分享和專業對話，並應盡可能以合作的方式開展教學和觀察同儕教學。

    與各位分享一些資訊：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開展的“二○一三年教與學國際調查”(TALIS)，報告於上月（六月）公佈，該報告分析超過三十四個會員國、超過十萬名教師，針對有關教與學的狀況進行調查。

    TALIS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國家中，初中教師工作時數平均為每周38小時，當中有約50%（約19.3小時）的時間為“課堂教學”，共約31%的時間為“獨立備課”和“批改作業”；教師在學校內與同儕分享和團隊合作的時間約為8%（每周平均約為3小時）。調查同時發現，超過一半的初中老師表示很少或從未進行合作教學或觀察同儕教學，另有近半數初中教師從未從校長或其他行政人員方面獲得教學回饋。

    上述的調查對象並不包括澳門，但亦可供各位教師朋友與自己的實際情況作比對。有興趣的朋友，亦可登入OECD的TALIS專頁下載報告全文。

OECD的TALIS專頁：

TALIS - 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劉羨冰校長的“三思”與“三家”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7月07日澳門日報D05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
html/2014-07/03/content_915828.htm

    本月二日，澳門理工學院舉辦了“賀劉羨冰校長新書首發暨八十華誕”學術活動。活動主要邀請劉羡冰校長的親朋好友和學生出席，事前並無公開預告。由於劉校長在澳門從教近五十年，桃李滿門，消息不脛而走，近二百座位的演講廳座無虛席，兩邊、後排和門口都站滿了人，這在澳門是非常罕見的，從中可見劉校長受到社會廣泛的尊敬。

    我從大學開始就讀劉校長的著作，首次認識劉校長是在○三年澳門大學舉辦的一個教育研討會上。當時我初為人師兩三年，在研討會上發文倡導開展澳門鄉土教育，在討論環節，劉校長就一些內容與我商榷。事隔十餘年，討論的細節我早就忘記了，但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這件事令我難以忘懷。我就是這樣認識劉校長的，她可能早就忘記了這樣一件事。從那時起，我的工作和學術研究一直得到劉校長的指導和關愛。

    十多年的交往，通過劉校長的著作和直接的學術交流，我認識的劉校長可用“嚴謹、熱誠、耿直、愛國”八個字來形容，表現出來的性格特質就是“擇善固執”，也可以用“三家”來概括。劉校長近三年一口氣出版了《辛亥百年再思考》、《教書育人再思考》和《鑑古知今再思考》，借用“三思”的創意，亦想到劉校長集“三家”於一身，即教育家、澳門學家和社會活動家。

    首先，劉校長是澳門知名的教育家。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教育家應該具備三種特質：直接從事前線教育工作、進行學術研究及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言行引領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教育改革以至社會風尚。從這個角度來看，劉校長是名副其實的澳門教育家。

    其次，劉校長是一位澳門學家。“澳門學”是指研究澳門方方面面的一門學問。劉校長迄今寫下各類文章五百萬字，出版各類著作十多部，內容涉及文學創作、隨筆小品、教育學、歷史學、文藝學、語言學等方面，橫跨多個學科。但無論如何廣泛，主體內容還是聚焦澳門，研究澳門，解析澳門。有別於一般學者，劉校長研究澳門不滿足於理論和文獻研究，而是深入澳門社會內部；也不會狹隘地研究澳門，而是將澳門與國家發展和世界形勢結合，這些正是目前“澳門學”研究學界最所缺乏的。從這個角度看，劉校長是名副其實的澳門學家。

    再次，劉校長是澳門社會活動家。在繁忙的教學、行政、研究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外，劉校長仍能分配時間和精力，服務社會，擔任中華教育會等重要的社團領導職務，推動澳門社會的發展。澳門社團社會富有特色的“出錢、出力、出席”之“三出”都能體現在劉校長身上。在澳門教育、文化、政治、婦女、社會服務、慈善等界別的活動，經常看到劉校長的身影。其交往之廣，友誼之多，非一般學者可比。

    時間流轉，歲月如歌。歷經八十載風雨，劉校長早已將教育家、澳門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三者“融會貫通”成一位“老人家”。在我眼中，這位老人家可敬可親可愛，八十高齡依然筆耕不輟，壯心不已，不為自己，而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澳門和國家。

    我筆寫我心，教育界和學術界是社會最後的清流，謹向所有像劉校長一樣，敢言敢為，為澳門貢獻畢生心力的前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