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培訓呼喚“課程改革”

文．林發欽

刊於2015年02月16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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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十五年，澳門教育改革深入展開。隨着《私框》實施，教師在職培訓成為教育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實實在在地影響到教學質素，更迫切需要開展“課程改革”。

    社會應要理解，今天教師面對的新一代學生及日常教學和訓導工作，比過去任何年代都要複雜，所以應對教師給予更大的關注；與此同時，我們都知道，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比過去任何年代都要多，教師的待遇，無論是歷史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職業同一時代的橫向比較，也達到高點；當然，教師也應理解，社會對教育和教師的要求，比過去任何年代都要高，所以教師應以更大的使命感去回應這些要求。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透過在職教師培訓，持續優化、提升教師的知識結構及教學效能勢在必行。但外地研究和本地經驗都表明，在不清晰政策理念的情況下，強制性的持續進修容易對教師造成心理困擾，如果再加上“遇人不淑”，上了沒有成效的課程，對日後的進修甚至會有抵制情緒。在教育界朋友的聚會中，不難聽到，大家對過往由政府主辦或委託其他機構開辦的教師培訓課程，評價很參差，有很好的，卻更多是較負面的，當中導師是課程成敗的關鍵。

    根據現行做法，教師在職培訓概括而言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教青局主辦、校本培訓、教育機構或社團開辦。在課程改革中，講求課程統整，教育行政當局正是這樣要求學校和教師，引申到教師培訓，其實最有需要來一次大規模的課程改革和統整，俾使教師和他們的學生一樣，感受到學習的樂趣。

    展望未來，教青局有必要成立專門的教師培訓部門或有權限的內部教研小組，針對教師的專業發展，設計系統的課程，不光是為了滿足政府推行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全體教師的不同生涯規劃、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年級、不同學科和不同興趣。再者，有必要建立教師培訓評核資料庫，為了教師能夠愉快學習和學以致用，要下決心拒絕教學效能欠佳的課程和導師。

    校本培訓方面，沿襲尊重學校自主開辦適合自身需要培訓課程的同時，應建立一套具體可操作的評審標準，宏觀決定哪些課程可以開設。

    由於在職教師培訓有特定的課程目標和內容，也有相當的專業性，所以對教育機構或社團開辦的課程，應嚴格把關，不能隨意將“百花齊放”式的課程列入專業發展時數。否則，只會使教師培訓成為另類的所謂“教育產業”，主辦者收到錢，學習者也確實相對輕鬆，彼此卻忘記了教師培訓的初衷。除高等院校外，教育社團，尤其是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公職教育協會以及各個學科教研社團，應是民間主辦教師培訓的主導力量。

    新時期的教師培訓正呼喚“課程改革”！

板書和講課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2月02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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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英國首相卡梅倫宣佈，擬採取一系列包括加大教師培訓力度等政策，提升英國學校在數學和科學兩方面的教育品質。觀乎此舉，有理由相信英國推出相關政策的背景，與上海中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優秀的成績，及其與英國教育上成就的顯著差距有一定關係。

    二○一四年初，英國教育大臣尼克吉布（Nike Gibb）決定安排英國教師到中國學習數學教學。期後的九月中旬，英國教育部選派了七十二名優秀的小學數學教師，到上海市三十所小學進行為期半個月的學習，深度參與了觀課和教研組的備課活動。

    負責上述項目的張民選教授，轉述了最後兩天由英國領隊組織全體英國教師進行集中討論的小結會，參與小結會的英國教師歸納出上海數學教育六大優勢（張民選教授將此次討論整理並發表〈英國教師眼中的中國數學教育秘密〉一文，大家可在網上找到上述六大優勢的具體內容）：

    第一，“相信”與“期望”。

    第二，“上海教師專業性強”。

    第三，重視“在職進修”，強調“集體分享”。

    第四，中國傳統數學教學方法和信念有價值。

    第五，“小步前進”與“多變式”。

    第六，“政治優勢”。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英國教師回國後翌月，英國教育大臣吉布在英國老牌報章《每日郵報》中，公開呼籲英國教師應重拾和學習中國chalk and talk的教學模式，提出：“讓全國學校採取全班教學的模式，尤其在數學和科學的教學上。研究表明，這一模式比其他專注於個體學習的模式更加顯著有效。”

    上面提到的“全班教學模式”，在英國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仍然很常見，而所謂的chalk and talk，意思就是教師用黑板板書上課，所有學生坐在下面聽老師講課。

    吉布同時指出：“上海十五歲的學生在數學教學的表現，比英國的同齡學生要高出三年。”“在上海的小學的全班教學模式中，所有學生參與問題回答是他們成功的關鍵。老師教授所有學生同樣的課程，以期他們獲得同樣高的水準。”

    教育大臣的言論儘管引來不少進步教育工作者（progressive educationalists）的批評，批評他抹煞了英國教育界在過去四十年來大力推動，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模式，認為這種模式有助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知識。但他隨即反駁道：“這些時髦教學方法的問題在於，孩子們的學習由他們自己來決定，他們可能會與朋友聊天，而老師卻在別的地方。這一方式沒有充分的利用時間和資源。”

    教育改革應以“教師”抑或“學生”為中心的討論及爭議時而有之，事實上，哪種模式和方法才是最好很難下定論，亦正好反映了教育改革的鐘擺效應，畢竟不同國家地區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可以肯定的是，討論激發思考，思考推動反思改進，總是好事。

抗日戰爭與鄉土教育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1月19日澳門日報F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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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二次大戰勝利七十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這是一個很好的鄉土教育主題，也是一個很好的愛國愛澳教育契機。好的主題配合契機，教育成效定必事半功倍。

    吾輩倡導鄉土教育與愛國愛澳教育十餘年，限於條件，一直只是吶喊，在理想的空谷中雖偶有回聲，卻難見廣泛的實效，心存愧疚，既愧對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朋友，更愧對那些已先我們而去的戰爭倖存者。

    近十年來，透過學術團體和大學，組織訪談老居民已累計近五百人。十年前，七十歲以上的長者回憶兒時，大都會談到抗日戰爭。今天，如年齡未及八十歲，要談抗戰有點困難，因為戰爭期間，他們只有幾歲，即使有所經歷，但已很難完整而又真實地回憶起那些年的苦難往事。正因如此，翻閱着那些早年整理出來的口述稿，一種難以言說的歷史蒼涼油然而生。七十年了，那些從山河破碎的國難中走過來的老人，在時間洪流中，無可避免將帶着民族記憶和個人苦難走向歷史。下一個十年，我們身邊將普遍找不到見證戰爭的倖存者。作為一個長期埋首故紙堆的人，想起這些，心裡總是難以踏實。

    衆所周知，戰時日本並無武裝佔領澳門，使澳門成為“孤島”，大批同胞來澳避難。特殊的歷史背景，使澳門有不一樣的戰爭故事。富商流亡，平民走難，抗日英雄潜伏，知識分子寓居，澳門真實經歷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壯。社會賑難，無分你我，施粥施藥，國難之中彰顯的民族凝聚力與向心力透過文獻和口述依然記憶猶新。餓殍遍野，暗殺橫行，自顧不暇之中，仍有青年人前赴後繼地選擇走上前線參與救亡，譜寫了一個個感人的澳門抗戰故事。

    當然，今天我們有關澳門抗戰的記述和回憶都是不足夠的，有關敘述主要集中在澳門中立地位、社會救濟和支援祖國抗日等方面。而且即使是這些內容，也是大多欠缺深度的。這是因為我們缺乏對抗戰史料的整理，如果重讀一兩個月戰時的報章，大部分的研究都可以獲得有意義的擴展。我望着辦公室堆起的《申報》、《華僑報》、《大衆報》、《市民日報》和《西南日報》等戰時報章打印稿，心裡重複湧現一個數字——三萬版。歷史文獻的迷霧可能比戰火的硝煙更讓人不知所措，看不清路在何方。

    從甲午到抗戰，我們身邊的近鄰毫無疑問是個傑出的民族國家，但可惜從未認真與我們共同面對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真相，更遑論歷史教訓了。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責任——牢記國難，但牢記國難的最高境界是為了忘記仇恨，重建邦睦。

    三巴山下無炮火，但戰火中的孤島依然烽煙瀰漫，留下戰爭記憶。反戰反侵略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共赴國難，同仇敵愾的民族大業，超越政治信仰，無分左右。正因如此，紀念抗戰勝利，不僅是為引入鄉土教育題材，更是為了避免戰爭，也是為了重建那份因政治分歧而受傷的民族認同。

    度盡劫波兄弟在。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在七十周年紀念快要到來的一刻，歷史的蒼茫與個人的理想交織出不足為外人道的心境，從未經歷戰爭，眼淚卻莫名其妙地模糊了視野。為了……今年要做的事情很多，謹寫給自己。

競爭力

文．黃逸恆

刊於2015年01月05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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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頒佈與實施，學校教育尤其課程發展將邁向新的發展階段。衆所周知，學校教育品質，關鍵在於課程的持續改進與發展，而作為學校課程改革的重要持份者──教師，將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澳門新一輪課程改革，強調提供學生一個全面均衡同時兼顧學生個性發展的學習經歷，配合《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以提高教育品質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任務。課程改革將重點發展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使學生能具備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關鍵能力，並在全球化、區域聯繫和資訊科技飛速發展等背景下能應對不同的競爭和挑戰。

    綜觀全球各國近年的教育發展，無不透過各類的政策措施，推動學校課程改革，從而提升各國學生的競爭力，應對全球化為各國經濟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月前，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宣佈將採取一系列政策，提升英國學校在數學和科學兩方面的教育品質，同時，建立數碼技術學院，積極培育資訊科技人才。

    上述的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加大教師培訓的力度，提升數學與科學教師素質。將推出預算六千萬英鎊的五年計劃，讓現職的十萬五千名數學與科學教師參與培訓，並將額外招聘二千五百名數學與科學教師，為提升及持續改進學校數學與科學課程提供有利條件。

    其次，提供獎學金培養優秀的年輕教師加入教育體系。未來，在A-Level考試取得優秀成績的學生，如在大學主修數學或物理，並承諾畢業後加入成為中小學數學或科學教師，將能領取優厚的獎助學金，預計獎助範圍將可含蓋75%的學費和部分生活費。此項新政，最快明年申請入大學的高中生可以受惠。

    此外，將在二○一五年設立倫敦國家數碼技術學院，以提升全球化底下的經濟競爭力。學院預計在五年內為五千名學生提供數碼科技的技能課程。這項計劃已經得到了包括Deloitte、IBM和Henderson Global等跨國科技公司的支持。

    首相卡梅倫宣佈上述新政時提到：“在現代化的世界，成功沒有甚麼秘訣。如果一個國家希望在全球的角逐中取得優勢，孩子們能夠有競爭力獲得最好的工作，你就需要數學和科學好的人，就這麼簡單。因此，今天我們要致力於提供更多的優秀的數學和科學教師。”

    回頭再看澳門近年相關的政策不難發現，上述所引述英國首相的教育新政，澳門早年已在積極推動，尤其在澳門參與PISA測試以來，在比較客觀和全面檢視澳門學生在數學、科學和閱讀等素養水平後，持續推出一系列有系統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使澳門學生在多次參與測試中獲得較佳的表現；與此同時，因應教育發展的需要，近年推出“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資助計劃”，鼓勵更多優秀的學生加入教育團隊之列。

    上述的政策措施，無不有助推動澳門教育朝更優質的方向發展，藉以提升學生的競爭力，從而使能應對未來的各類挑戰。

回歸十五年私立大專院校的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2月22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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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大專院校龐然崛起，是澳門回歸十五年高教發展最重要的特徵和現象。

    回歸前十年，澳門高等教育以公立院校為主，如鏡湖護理學院等專科私立院校，雖然一直存在並逐漸升格，但私立院校在澳門高教系統中，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觀乎澳門基礎教育，自古至今都是以私立學校為主；歷史上，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從早期的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到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東亞大學，都是私立院校。及至一九八八年，澳葡政府為更有針對性地培養本地人才，透過澳門基金會收購並重組東亞大學，逐漸發展成今天的澳門大學、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三所公立高等院校。從一九九一年公立澳門大學正式成立，到回歸前的一段時間，澳門私立大專院校雖有發展，但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仍是以公立為主。

    回歸後，澳門高教發展的總體態勢是公私立院校齊頭並進。公立院校在資源優勢下，質和量俱得到提升；私立院校在政策優勢下（如土地政策、開放私立院校低門檻開設碩博士學位課程的教育政策），以量取勝，迅速佔據澳門高教的半壁江山。具體考察，顯見科技大學龐然崛起，城市大學“借殼上市”，強勢“回歸”澳大舊址，其他私立專院校大部分在課程和校舍上都得到拓展，使澳門高等教育格局發生極大的改變。從註冊學生人數看，總體上私立院校已超過公立院校；本地生方面，私立和公立院校已接近平分秋色。

    這些轉變，是教育政策使然還是自然放任的結果？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觀乎回歸十五年的教育政策，並未見有具體的論述，社會也缺乏深入和理性的討論。最常見的是，社會對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屢有質疑；在信息有欠透明的情況下，對政府給予私立院校財政資助和教育用地也多有批評。但這些都無礙私立院校正逐步拓展辦學規模和社會影響，隨着校友的增加，無論社會大衆目光是正面多還是負面多，這些院校早已成為澳門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畢業生大部分已毫無疑問成為各行各業的建設力量，貢獻社會。

    從各所公立院校的年度預算看來，公立院校的生均成本已接近甚至超過二十萬，其中逾八成由政府出資；私立院校的生均成本肯定要比之少得多，並且主要由學生出資。所以，單從資源角度看，私立院校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紓緩了政府在高教上的財政壓力，當經濟不景時尤甚。

    教育是社會公益事業，公立和私立大專院校各有其優勢，不同地區公私立院校的發展傳統和成就並不一樣，故難以簡單評斷孰優孰劣。放眼未來，政府宜大膽制定高教發展政策文件，透過諮詢凝聚社會共識，使“鼓勵並資助私立大專院校發展”成為明確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拖延十載的高教法修訂，已到了必須出台的時間，相應的高等教育委員會和高等教育發展基金是推動未來高教發展重要的制度建設。透過法律和制度，政府對私立院校的資助勢趨制度化和透明化，減少社會質疑；透過學術評審和自我優化，社會期待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逐年提升，並在賺取學費收入和保持學位質素之間取得新的平衡。倘若如此，澳門高教之發展，或將更勝再造一個橫琴校園。

課改與教研（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2月08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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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提及上海參與兩次的PISA測試，成果顯示其基礎教育發展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憑着持續不斷地推進課程改革，並建設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改變學習方式，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育教學產生結構性的變革，是上海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升的關鍵。

　內地教研制度的建設，其背景及歷程源自上世紀八○年代以來伴隨課程改革政策及措施而啟動的教師專業化運動。當中，包括整合教師的職前與在職培訓等教師教育體系、建設地區與校本教研制度。所謂“教研制度”，內地學者陳平提出其概念和內涵：以學校為基地，教師為主體，以課程實施過程中面臨問題為對象，以行動反思、同儕互助、專業引領為基本形式，以關注學生學習生活與潛能為途徑，促發教師專業成長的制度規劃。

　上海，作為內地教育發展的先進地區之一，其教研制度的建設亦於同期開始建立及發展。二○○五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在新一輪課改推進的同時，進一步深化教研制度的內涵，提出“學校要努力創建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制度，加強學校教研組和備課組建設，使每一位教師具有明確課程理念並體現在實際的教學行為之中；每一位教師明白學科課程標準的各項基本要求，並努力在課堂教學實踐中落實相關的改革要求，促進自己的專業發展”。

　從上海的經驗可以看到，以課程發展為核心內容，結合教研制度的建設，從而改進課堂教學，將有助學生學習成效的不斷提升。

　近年，本澳教育行政當局致力推動學校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在制度的建設上，制訂、頒佈及實施《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在課程設置的層面確保學生得到全面、均衡、多元的學習歷程，促進學生全面成長。同時，陸續訂定各教育階段不同學習領域的“基本學力要求”，確保學生在完成正規教育每一個教育階段的學習後，能具備有助其未來發展和終身學習的基本素養，確保學生的發展水平同時為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提供依據。

　另一方面，透過開展課程發展先導計劃，建立以學校為單位的教研小組，創設平台開展以課程改革為核心內容，推動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和集體議課等環節的教研活動，建立學校教師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同時，透過各類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開展，讓各校校長、中高層管理人員及骨幹教師，把握課程改革的理念和內涵，推進教學模式的持續優化，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還透過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向參與計劃的學校派駐具有豐富教研經驗的內地優秀教師，協助學校建設校本的教研制度，帶領教師開展相關的教研活動等。

　目前，在政策的推動下，不少學校已按照其發展的需要，陸續設立課程改革與教研小組。可以想像，隨着課程改革步伐的不斷邁進，以學校為單位的教研制度建設將成為落實課改的關鍵，同時可以預期，教研制度將促使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亦將有助教育品質的不斷提升。

再談澳門高教的生源危機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1月24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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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三月廿一日，即差不多四年前，我在本欄發表〈澳門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機〉一文，指出“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迅速，總體辦學規模逐年擴大，辦學層次逐級提升，專業課程有所增加，私立大學龐然崛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日漸提高，澳大躊躇滿志落戶橫琴，凡此種種，盡顯一派新氣象。但與此同時，澳門大專院校正面臨本地生源逐年減少的危機。”這篇文章同時提出，普及高中教育、爭取更多本地生留澳升大、擴大成人夜間大專教育、爭取招收更多優秀的外地學生、擴大研究生教育等方式，應對生源危機。由於生源危機的實質影響要到二○一五年才逐漸顯現，一八、一九年最為嚴重，所以當時社會並未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

　及至一三年七月，即一年多前，澳門日報有記者訪問我對高教發展的展望，我談了多個方面，當中再次提到生源危機。距離一五年漸近，而且是新聞報道，所以迅速引起本澳和外地的關注。有澳門媒體轉載相關報道，內地有媒體以此為題舉辦公開論壇，內地全國性的新聞網站如新華網、多維新聞網、中國新聞網、新浪等和一些地區性的報章也相繼轉載有關報道，使此問題在短期內受到廣泛的關注。及後，澳門大學校長在公開活動中被問到相關問題時，卻表示不擔心未來收生問題。

　但無論擔心與否，未來幾年本地高中畢業生逐年遞減已成事實。

　猶記得龍年前後，社會各界開始關注新生人口回升的問題，但當時的關注焦點卻是“龍Ｂ效應”。我在本欄和接受記者採訪時，多次強調這問題與龍年關係不大，而是基於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本澳已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出生人口回升時期。當然，龍年過後，今天大家都有這種認知了。回到高教問題，我們同樣不能不未雨綢繆，如果其他變量不變，從一八/一九學年起，本地應屆高中畢業生約只有三千多人，若仍有約一半學生赴外地升學，餘下生源明顯無法滿足十所大專院校的收生需求。

　再次提出澳門高等教育生源危機的問題，不是認為有本澳高校在此危機下應該或者將會結束，而是希望藉此總體反思和規劃我們的高等教育。坊間一直有意見認為，澳門作為一個有約六十餘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卻有十所大專院校，是“太多了”。事實卻是剛好相反，關鍵不是院校的總數目，而是所能提供學額的總數目以及學科的質素。

　根據二○一二年的統計數字，本澳目前有適齡大學生總人口四萬五千餘人，包括澳門在內於世界各地就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澳門學生估計合共接近三萬人（包括在職兼讀生和研究生），即是說，我們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估計為六成，作為一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尚有持續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一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本澳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七的人口完成高等教育。澳門現代高教發展只有三十餘年，加上是一個移民城市，本地高教人口比例明顯偏少，包括在職兼讀在內的高等教育課程尚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也承擔重大的社會使命。

　澳門高教發展的黃金時期，尷尬地遇上本地生源危機期。各大專院校能否及早正視問題，在追求普世學術價值的同時，不忘服務本地社會這個核心價值，將成為澳門高等教育能否從中轉危為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