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五年私立大專院校的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2月22日澳門日報E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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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大專院校龐然崛起，是澳門回歸十五年高教發展最重要的特徵和現象。

    回歸前十年，澳門高等教育以公立院校為主，如鏡湖護理學院等專科私立院校，雖然一直存在並逐漸升格，但私立院校在澳門高教系統中，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觀乎澳門基礎教育，自古至今都是以私立學校為主；歷史上，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從早期的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到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東亞大學，都是私立院校。及至一九八八年，澳葡政府為更有針對性地培養本地人才，透過澳門基金會收購並重組東亞大學，逐漸發展成今天的澳門大學、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三所公立高等院校。從一九九一年公立澳門大學正式成立，到回歸前的一段時間，澳門私立大專院校雖有發展，但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仍是以公立為主。

    回歸後，澳門高教發展的總體態勢是公私立院校齊頭並進。公立院校在資源優勢下，質和量俱得到提升；私立院校在政策優勢下（如土地政策、開放私立院校低門檻開設碩博士學位課程的教育政策），以量取勝，迅速佔據澳門高教的半壁江山。具體考察，顯見科技大學龐然崛起，城市大學“借殼上市”，強勢“回歸”澳大舊址，其他私立專院校大部分在課程和校舍上都得到拓展，使澳門高等教育格局發生極大的改變。從註冊學生人數看，總體上私立院校已超過公立院校；本地生方面，私立和公立院校已接近平分秋色。

    這些轉變，是教育政策使然還是自然放任的結果？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觀乎回歸十五年的教育政策，並未見有具體的論述，社會也缺乏深入和理性的討論。最常見的是，社會對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屢有質疑；在信息有欠透明的情況下，對政府給予私立院校財政資助和教育用地也多有批評。但這些都無礙私立院校正逐步拓展辦學規模和社會影響，隨着校友的增加，無論社會大衆目光是正面多還是負面多，這些院校早已成為澳門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畢業生大部分已毫無疑問成為各行各業的建設力量，貢獻社會。

    從各所公立院校的年度預算看來，公立院校的生均成本已接近甚至超過二十萬，其中逾八成由政府出資；私立院校的生均成本肯定要比之少得多，並且主要由學生出資。所以，單從資源角度看，私立院校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紓緩了政府在高教上的財政壓力，當經濟不景時尤甚。

    教育是社會公益事業，公立和私立大專院校各有其優勢，不同地區公私立院校的發展傳統和成就並不一樣，故難以簡單評斷孰優孰劣。放眼未來，政府宜大膽制定高教發展政策文件，透過諮詢凝聚社會共識，使“鼓勵並資助私立大專院校發展”成為明確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拖延十載的高教法修訂，已到了必須出台的時間，相應的高等教育委員會和高等教育發展基金是推動未來高教發展重要的制度建設。透過法律和制度，政府對私立院校的資助勢趨制度化和透明化，減少社會質疑；透過學術評審和自我優化，社會期待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逐年提升，並在賺取學費收入和保持學位質素之間取得新的平衡。倘若如此，澳門高教之發展，或將更勝再造一個橫琴校園。

課改與教研（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2月08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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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提及上海參與兩次的PISA測試，成果顯示其基礎教育發展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憑着持續不斷地推進課程改革，並建設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改變學習方式，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育教學產生結構性的變革，是上海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升的關鍵。

　內地教研制度的建設，其背景及歷程源自上世紀八○年代以來伴隨課程改革政策及措施而啟動的教師專業化運動。當中，包括整合教師的職前與在職培訓等教師教育體系、建設地區與校本教研制度。所謂“教研制度”，內地學者陳平提出其概念和內涵：以學校為基地，教師為主體，以課程實施過程中面臨問題為對象，以行動反思、同儕互助、專業引領為基本形式，以關注學生學習生活與潛能為途徑，促發教師專業成長的制度規劃。

　上海，作為內地教育發展的先進地區之一，其教研制度的建設亦於同期開始建立及發展。二○○五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在新一輪課改推進的同時，進一步深化教研制度的內涵，提出“學校要努力創建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制度，加強學校教研組和備課組建設，使每一位教師具有明確課程理念並體現在實際的教學行為之中；每一位教師明白學科課程標準的各項基本要求，並努力在課堂教學實踐中落實相關的改革要求，促進自己的專業發展”。

　從上海的經驗可以看到，以課程發展為核心內容，結合教研制度的建設，從而改進課堂教學，將有助學生學習成效的不斷提升。

　近年，本澳教育行政當局致力推動學校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在制度的建設上，制訂、頒佈及實施《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在課程設置的層面確保學生得到全面、均衡、多元的學習歷程，促進學生全面成長。同時，陸續訂定各教育階段不同學習領域的“基本學力要求”，確保學生在完成正規教育每一個教育階段的學習後，能具備有助其未來發展和終身學習的基本素養，確保學生的發展水平同時為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提供依據。

　另一方面，透過開展課程發展先導計劃，建立以學校為單位的教研小組，創設平台開展以課程改革為核心內容，推動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和集體議課等環節的教研活動，建立學校教師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同時，透過各類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開展，讓各校校長、中高層管理人員及骨幹教師，把握課程改革的理念和內涵，推進教學模式的持續優化，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還透過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向參與計劃的學校派駐具有豐富教研經驗的內地優秀教師，協助學校建設校本的教研制度，帶領教師開展相關的教研活動等。

　目前，在政策的推動下，不少學校已按照其發展的需要，陸續設立課程改革與教研小組。可以想像，隨着課程改革步伐的不斷邁進，以學校為單位的教研制度建設將成為落實課改的關鍵，同時可以預期，教研制度將促使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亦將有助教育品質的不斷提升。

再談澳門高教的生源危機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1月24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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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三月廿一日，即差不多四年前，我在本欄發表〈澳門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機〉一文，指出“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迅速，總體辦學規模逐年擴大，辦學層次逐級提升，專業課程有所增加，私立大學龐然崛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日漸提高，澳大躊躇滿志落戶橫琴，凡此種種，盡顯一派新氣象。但與此同時，澳門大專院校正面臨本地生源逐年減少的危機。”這篇文章同時提出，普及高中教育、爭取更多本地生留澳升大、擴大成人夜間大專教育、爭取招收更多優秀的外地學生、擴大研究生教育等方式，應對生源危機。由於生源危機的實質影響要到二○一五年才逐漸顯現，一八、一九年最為嚴重，所以當時社會並未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

　及至一三年七月，即一年多前，澳門日報有記者訪問我對高教發展的展望，我談了多個方面，當中再次提到生源危機。距離一五年漸近，而且是新聞報道，所以迅速引起本澳和外地的關注。有澳門媒體轉載相關報道，內地有媒體以此為題舉辦公開論壇，內地全國性的新聞網站如新華網、多維新聞網、中國新聞網、新浪等和一些地區性的報章也相繼轉載有關報道，使此問題在短期內受到廣泛的關注。及後，澳門大學校長在公開活動中被問到相關問題時，卻表示不擔心未來收生問題。

　但無論擔心與否，未來幾年本地高中畢業生逐年遞減已成事實。

　猶記得龍年前後，社會各界開始關注新生人口回升的問題，但當時的關注焦點卻是“龍Ｂ效應”。我在本欄和接受記者採訪時，多次強調這問題與龍年關係不大，而是基於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本澳已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出生人口回升時期。當然，龍年過後，今天大家都有這種認知了。回到高教問題，我們同樣不能不未雨綢繆，如果其他變量不變，從一八/一九學年起，本地應屆高中畢業生約只有三千多人，若仍有約一半學生赴外地升學，餘下生源明顯無法滿足十所大專院校的收生需求。

　再次提出澳門高等教育生源危機的問題，不是認為有本澳高校在此危機下應該或者將會結束，而是希望藉此總體反思和規劃我們的高等教育。坊間一直有意見認為，澳門作為一個有約六十餘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卻有十所大專院校，是“太多了”。事實卻是剛好相反，關鍵不是院校的總數目，而是所能提供學額的總數目以及學科的質素。

　根據二○一二年的統計數字，本澳目前有適齡大學生總人口四萬五千餘人，包括澳門在內於世界各地就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澳門學生估計合共接近三萬人（包括在職兼讀生和研究生），即是說，我們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估計為六成，作為一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尚有持續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一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本澳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七的人口完成高等教育。澳門現代高教發展只有三十餘年，加上是一個移民城市，本地高教人口比例明顯偏少，包括在職兼讀在內的高等教育課程尚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也承擔重大的社會使命。

　澳門高教發展的黃金時期，尷尬地遇上本地生源危機期。各大專院校能否及早正視問題，在追求普世學術價值的同時，不忘服務本地社會這個核心價值，將成為澳門高等教育能否從中轉危為機的關鍵。

功課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1月10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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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小學的那段日子，回家後媽媽總習慣把“做完功課未”掛在口邊。結果，放學打開電視看《足球小將》成為小時候一件“萬惡”的事情。印象中，小學時期的功課可真不少，數學練習題、大小毛筆字幾乎是每天必須的作業，還有那些最令我感到困難的次數頻繁的“背書”。上中學後，感覺功課在量上有所減少，但在質方面卻大有要求。單是代數、幾何所佈置的廿幾道題目，加上打電話問功課的時間，就得花上一小時以上，還有老師佈置要完成中英文課文後面的那堆Homework、歷史地理科在課堂派發要在課後完成的各式工作紙，以及電腦堂佈置一星期內要完成的火星文程式功課。白天上學、晚上做作業，成為求學時期每天重複發生的事情。

　前些日子，朋友在Facebook發帖展示她與孩子“一起”完成的“功課”，一看不得了，那完全是建築系畢業班學生的建築模型作品，難怪回應的朋友都在質疑她與孩子“一起”完成的程度究竟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她們回應說那份已經不算是最好的功課。當然，父母與幼稚園小朋友協作的作業，有一定程度的親子意味，坊間不少親子讀物亦會倡導父母與孩子一同完成作業，以作為親子活動的其中一環。

　今年九月，美國家庭學習中心（NCFL）公佈了一項有關家長參與孩子作業的調查報告，調查發現，千多名受調查家長中有六成認為對孩子的家庭作業幫不上忙；約四分一的家長表示由於太忙抽不出時間輔導孩子完成作業；約三分一的家長認為，因為他們欠缺相關學科知識而不能很好地協助孩子把作業完成。

　當然，亦有一些專家不贊成父母過多陪伴孩子做作業，認為忙碌的家長反而會對孩子的學術成就有幫助。美國著名家庭心理學家John Rosemond認為，愈是盡責輔導小孩課業的父母，孩子完成作業的責任心反而愈少；認為家長過多介入孩子的功課，會一定程度影響孩子建構知識的過程。當然，John Rosemond同時強調要根據孩子不同狀況而採取不同對策，不能一概而論。

　NCFL認同John Rosemond有關家長過多參與孩子學習會產生不良效果的觀點，因此，調查建議家長應更多協助孩子設定好家庭作業及睡眠休息的時間表，而非直接介入孩子的功課。

　所謂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回家做功課成為檢視孩子勤奮的指標，但必須注意的是，過多的功課並不等於會有更佳的學習成效。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和神經科學教授Harris Cooper，分析了超過六十份有關功課對學習成效相關研究的報告，其結論是功課有助提升中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對小學生而言並不明顯；分析同時發現，高中學生家庭作業時間如果多於每天二點五小時，對學習的幫助反而下降。

　由此可見，合理規劃和佈置作業十分重要。但受傳統思想影響，華人地區特別重視功課，身邊有不少家長朋友除了學校佈置給孩子的功課外，還要購買大量補充練習給子女做。因此，功課的合理規劃並不能只靠學校單方面開展，家長的正確認識和配合亦很重要。

回歸十五年的教育發展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10月27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cecs.anu.edu.au/files/EDGWordle.jpg

　回歸十五年，伴隨着澳門社會的巨大變化，非高等教育亦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其中有組數字或最能反映這十五年的改變：我們的學生人數由十萬跌至七萬，教學人員的數量卻由三千八升至近六千，使師生比回歸合理水平，教師和學生都得到更好的“照顧”。

　回顧回歸十五年的教育發展，在取得令人關注成果的同時，卻又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問題。檢視取得的成績，直面存在的問題，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或能使我們對澳門教育有更全面的理解。

　回歸後，特區政府對教育顯示出更大的承擔和責任，逐年加大教育投入，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辦學軟硬件和教師待遇都得到明顯的提升。但與此同時，教育投入佔GDP的比例、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的比例，與國際指標比較，均未見突出，也欠缺一套公開透明而又穩定增長的公共教育財政撥款機制。

　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推行，提升了高中入學率，令中學教育更普及，直接促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讀高等教育的總學生人數與適齡總人數之比）逐漸提高，至今已超過50%。但在教育普及、教育投入增加的同時，社會開始有聲音質疑學生素質不升反降。先不論這是否事實，卻引出令人尷尬的問題：投入與產出是否不成比例？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將學生人數減少的生源危機轉為優化班師比和師生比的契機，增加撥款，使教學人員不減反增，成功推行小班制教學。但最近兩三年出生人口的回升，卻令社會擔心幼兒園和小學的學位在未來幾年會越來越緊張，如果不及早全面考慮應對，最壞的情況或會逼使小班制走回頭路。

　教育當局銳意推動教育法制化，為教育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和行動綱領，加強政府對教育的宏觀管理和監督，使教育事務更趨規範，期內陸續頒佈《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免費教育津貼制度》、《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員職程制度》、《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年）》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但在立法的過程中，不難見到在一些有重大爭議的問題上，政治妥協的利益常凌駕於教育專業的利益，結果要麼是立法進度舉步維艱，要麼是為迎合保守和既得利益等反對力量而修改原本較好的條文。

　教育統計數字顯示，回歸以來，各項教育指標基本不斷優化，但留級率、輟學率、離校率、入學率等數字，還是出現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遺憾的是，基於約定俗成的社會觀念和潛移默化的教育習慣，部分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對有關教育現象的反省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此同時，社會有些意見對教育的批評又有欠公允，顯示對教育缺乏理解。脫離教育細節，諸如“應試教育”、“死記硬背”、“倒模教育”等空泛的純社會學批判，其實是對澳門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傷害。

　總的看來，經過十五年技術性、細則性的改革，澳門教育未來的發展，將受制於我們的社會觀念和教育思想。由此，觀念變革將是必由之路。

課改與教研（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10月13日澳門日報D09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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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談到，尹后慶主任在研討會上為我們介紹了上海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成就，提到包括上海市參與PISA測試的若干結果，尤其是上海教育最得高成就的重要關鍵──均衡；此外，他還與我們分享了另一個上海教育高水平品質的重要因素──完善的教研體制。

    ○九年上海首次參與PISA測試，成績公佈後舉世矚目。OECD和美國等國家教育部門其後委派專員親身到上海，進行基礎教育方面的深入考察和調研，試圖找出關鍵和經驗。調研報告顯示，上海教育取得高品質的原因之一，就是長期以來所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在二○一三年到訪上海期間，前往閔行區開辦的一所“家門口”小學，嘗試深入了解上海學校教育實況。後來，他在專欄中特別提到這次考察經歷，並總結上海高品質的基礎教育成功，在於學校下很大決心為教師進行培訓，讓教師之間相互學習。Friedman所提到的培訓和學習，實際上就是上海市多年來建立和開展的“教研制度”。

    自一九八八年開始，上海先後進行了兩輪課程改革，兩輪課改的經驗，對學校教育及學生水平提升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尹主任提到：“今天上海的課程已經不再是學科知識的綜合，而是學生在學校的全部生活，它是學科、學生、學習、社會的有機整合，學生的生活經歷、個人知識、直接經驗正在成為課程開發的基礎和依據，其核心就在於改變學習方式，以學習者為中心，讓教育教學產生結構性變革。”承托上述兩輪課程改革的基石，就是以學校為基本單位的教研制度文化。

    回頭再看澳門的教育發展，近年，政府及學校正積極推動學校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工作。當中主要包括訂定、試行和按序實施課程框架與基本學力要求，並以先導計劃方式輔以各類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不斷推進課改步伐，為學生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經歷，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與此同時，在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多年來，透過具有豐富經驗的內地優秀教師駐教，協助學校逐步形成包括共同備課、相互觀課和集體議課等環節的教研體系，並透過建立學校教師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開展各類針對學校發展和學生需要的教研和各類專業發展活動。

    持續開展的課程改革和發展與建設學校教研制度體系兩者，是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在教育發展上取得成就的重要關鍵。事實上，課改與教研本來就是一件密不可分的環節，因此，隨着澳門課改步伐的邁進，推動學校教研制度建設以促進學校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工作正逐步在澳門的學校中開展，可以預期，澳門學校教育品質將持續提升，為特區人才培養作出應有貢獻。

澳門與台灣的早期關係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9月29日澳門日報D07教思版

   鄉土教育的內容，不應只有“本土”，更應關注傳統教育中忽略的、而又與本土現狀關係密切的主題。舉例說，澳門與鄰近地區的淵源，一般只被論述為澳門一直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卻很少細節探討澳門與周邊地區的雙邊關係。事實上，這些內容更真實可感、更能令我們理解同是中國的一部分，彼此歷史關聯和命運休戚與共，台澳關係就是如此。

    十五世紀後期，葡萄牙人首先繞過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找到通往東方的航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到達中國，以澳門為根據地，並通過台灣北上，抵達日本，往來於日本與印度之間，經營國際海上貿易。台灣與澳門，同是中國南部的邊陲海島，雖然面積相差甚遠，但因為歐洲殖民者東來，因為海洋的關係，結下了不解之緣，甚而有着相近的歷史。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幾乎在同一時間為台灣和澳門起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洋名：福爾摩莎與阿媽港；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同時看中這兩個地方，一六二二年荷蘭強攻澳門不果，立即退佔澎湖，兩年後佔領台灣。此後，澳台兩地經常同時出現在古荷蘭文獻中，雙雙成為十七世紀“海上馬車伕”的重要戰略目標。

    台灣與澳門，因為歷史的際遇，同時具有一個以西方人視野而命名的洋名，自此以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相繼東來。兩地作為東亞海域上兩個主要的戰略港口，開始了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聯繫。

    透過中外文獻，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澳台關係的細節。一六○四年荷蘭將領韋麻郎（Wijbrant van Warwijck）率艦隊企圖攻奪澳門，但因中途遇上颱風，遂轉航澎湖，並停留了一百三十一天，這是荷蘭人首次佔領澎湖。一六二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遠征艦隊進攻澳門，阻止西班牙和葡萄牙與中國進行貿易，爭奪與中國的貿易。這就是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澳荷大戰，同年六月廿四日，荷蘭軍隊進攻澳門，因多種原因敗退，但主力尚存，而且還有船隻正在趕來增援，本來可以重整陣勢，再次發動更猛烈的攻擊。但澳門不是荷蘭人的唯一目標，只要能在中國沿岸取得據點，是否澳門並不重要；所以荷蘭艦隊的主力隨即離開澳門，前往澎湖去了，並在兩年後佔據台灣，開展了近四十年的荷據台灣時代。

    這些細節的歷史內容，顯然比空洞的文字概括來得更真實可感，這也正是鄉土教育的意義所在。當然，從歷史回到現實，還有更值得書寫的內容。日益密切的澳台關係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回顧歷史，重現兩地早期因緣際會的交往和似曾相識的遭遇，似遠還近。從福爾摩莎與阿媽港，到台灣與澳門，中國南部的兩塊寶地，以獨特的發展歷程見證了中華民族苦難和復興的歷史。  

價值重塑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9月15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上周五、周六一連兩天參與了一場收穫豐盛的研討分享會，非常感恩！來自上海的五位嘉賓在四場次的分享活動中，介紹了上海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寶貴經驗；從宏觀的政策規劃到微觀的學校教育現場經驗，為出席的眾多教育同仁帶來了一場深有啟發、別具意義的盛宴。

　　兩天四場研討活動之所以座無虛席，全因講演嘉賓的號召力。嘉賓之一的尹后慶主任本已無人不認，還有幾位來自上海著名中小幼校長、園長，他們帶來在學校第一線的實踐經驗，也是參與者擠滿了仲尼堂的主要原因。因此我想借這個專欄，為大家分享這兩天的收穫跟體會。

　　這次研討會，榮幸地邀請到在上海市教委從事三十四年行政管理工作，先後歷任上海市教委基教辦主任、督導辦主任、第七至九屆國家督學、見證了上海市教育發展與變革幾個重要時期的尹后慶，以上海基礎教轉型育的成功經驗，以及學校教研制度的建立、管理和實施過程為題，為本澳的校長、主任、老師分享了上海在教育方面所取得成果和經驗。

　　尹后慶首先為我們展示的是上海教育在PISA測試中所反映的狀況，這裡我特意不突出提上海在最近兩次的PISA成就，而用了“所反映的狀況”，第一是大家對此非常了解，不用多說；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借用尹后慶的話，參與PISA不是要比成績，不是要爭排名，而是要借用這個國際測試的平台，檢視及比較自己的不足，以及承傳和發揮自己的優勢。

　　上海最近一次PISA結果反映，參與計劃的15歲學生，獲得第五級以上精熟水平的高成就學生超過55% (OECD平均為12.6%)，而更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略的是，第一級以下的學生百分比僅有3.8個百分點(OECD平均為23%)。這些數字顯示了上海教育最得高成就的重要關鍵－均衡。對此，尹主任解釋了上海市在近十多年以來，在教育均衡中所作的一些舉措。

　　首先是從政府政策到學校實務貫徹如一的“價值重塑”，十多年以來，上海教育已拋棄了建設“重點學校”和“窗口學校”並以此為政績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協助那些薄弱學校和後進學生的一系列的措施；學校層面傾注更多的心思，努力實現以以成就每個學生為本，不讓一個掉隊的教育理念，改變了以往只追分數與高考成績為單一目的教育觀念。

　　午餐時尹主任與我分享道：現在上海各所學校的基礎教育都很平均，家長不再那麼爭甚麼名校，因為這個“平均”所承載的是優質的教育水平。上海在PISA測試所取得的成就，絕對不是成績的世界第一，而是高水平的教育均衡。

　　此外，上海的高水平教育品質還有另一關鍵因素——完善的教研體制。篇幅所限，下期續談。

歷史上外國人眼中的澳門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9月01日澳門日報G01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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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回歸近十五年，致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旅遊業急速發展，卻使原來“休閒”的城市與生活日漸離我們遠去。在一個研究生課程上，有學生問：澳門歷史上作為一個國際貿易港口和傳統的旅遊城市，有“休閒”過嗎？答案當然是“有！”

    “休閒”實在是澳門與生俱來的城市特質，這有大量的歷史圖像、遊記和文學作品可以佐證。從地理位置、氣候環境、歷史成就、城市精神、人文傳統等方面看，澳門都具備“休閒”的個性。且引幾條史料，聊作鄉土教育的題材。

    阿爾梅洛(Nicolas Tango Armero)《穿過鴉片的硝煙》記載：“澳門那份天長地久的悠閑自在，居中的地理位置，恬靜舒適的生活條件，使它成了所有外國人喜歡光顧的地點。廣州或者香港的商人老闆為了擺脫工作的壓力，就來到這裡小憩一段時光。僱員為生計而奔波，只要有幾天休假時間，也到這裡躲躲清閒。這個和平清靜的城市為所有人提供稱心如意的安樂窩和避難所，再加上領事使團就設在澳門，歐洲政府的氣勢加上領事館群體的排場，使得澳門具有了我們西方城市的模樣。”

    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舊中國雜記》記載：“外國客人來到創建於十六世紀前半期的葡萄牙古城澳門，都很喜歡它那寧靜安謐的生活、它那華美的氣氛以及可愛的氣候。即使他們不懂得引用阿爾汗布拉宮(Alhambra)的銘文說，“假如地上有一座樂園，它就在這裡！也該會說句實話：這裡真是舒服極了。”

    亨特( William C Hunter )在另一本著作《廣州番鬼錄》記載：“澳門氣候宜人，海風清新，風景優美……它建有炮台、城牆、教堂、女修道院、市議會，以及寬敞堅固的私人住宅。東望澳門灣，看起來酷似那不勒斯。一幢幢美麗房屋，邊沿有一片寬闊的海濱草地保護着，草地又由一道築有矮牆的防波堤環繞着，風景非常美麗。”

    老尼克(Old Nick)的《一個番鬼在大清國》載：“我很想再寫寫澳門。那些鱗次櫛比的房子，窄窄的階梯小徑，葡萄牙的修道院，有着當地風格的屋檐的天主教鐘樓，還有那別致的圓形海灣，疍家疍船穿梭往來，將你載往港口，在花崗岩的岸堤邊下船……”

    從以上多篇一百多年前的文字，我們很容易感受到澳門的美麗與休閒。昔日澳門的這些特質，並不全然與歷史時代的發展水平有關，因為她透出的不僅是文明的簡樸，而是“寧靜安謐的生活”及“稱心如意的安樂窩和避難所”。

    澳門的機遇與繁榮主要仰賴旅遊業，社會的問題與挑戰也主要起因於旅遊業。當下，澳門正處於如何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兩難窘境。歷史文獻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恆久的國際旅遊城市，“世界”和“休閒”本來就是我們的傳統。當前問題的核心不是歡迎或拒絕旅客，而是如何延續我們的歷史特質，使居民享受休閒，旅客感受休閒。唯有如此，澳門將來才會繼續出現像阿爾梅洛、亨特和老尼克等人筆下的美麗形象。

合作和分享（二）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8月18日澳門日報D12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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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由OECD開展，近卅四個會員國、超過十萬名教師參與的“二○一一年教與學國際調查（TALIS2013）”。參與調查的國家中，初中教師工作時數有約五成的時間為“課堂教學”，約三成的時間為“獨立備課”和“批改作業”，教師在學校內與同儕分享和團隊合作的時間不到一成；此外，超過一半的初中老師表示很少或從未進行合作教學或觀察同儕教學，以及有近半數初中教師從未從學校領導方面獲得教學回饋。

    為此，TALIS專門編印一份“教師指引”，為學校領導和教師提供改進策略，針對上述情況的指引摘要如下，供各位參考：

    1. 建議學校領導應給予教師更多參加專業發展活動的機會，當中包括提升教學技巧，以及着眼於提升課堂效能的能力。這些專業發展活動，除了推動老師參與培訓外，更應該強調的是學校應透過校內的合作及指導活動去開展，這將有助教師團隊之間建立信任，促進合作，促進積極的學校氛圍。

    2. 建議老師更多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擴大自己的教學所教授科目的知識，給予學生更多的時間和機會自由地進行探索活動，給學生佈置更多的小組項目和任務，尤其那些需要超過一個星期來完成的小組作業。

    3. 建議老師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參加研討會和培訓之類。同時，更應騰出時間去觀察其他教師的課堂，以及針對特定教學問題，開展個人或合作的研究活動等。TALIS結果表明，參與上述專業發展活動程度更高的老師，更為願意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4. 建議學校建立由具經驗老師帶領新老師的師徒制度，同時，加強同事之間的合作，建立互信，推動積極的學校氛圍。合作不但有助分享經驗從而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建立學校教師團隊的合作氛圍，亦有助於有效地改善和應對學生的不當行為，以及維持更佳的課堂秩序。

    5. 建議學校為教師開展合作教學創造條件，包括讓教師配對同一時間開展同一主題或單元的教學內容；有意識地安排教師的上課時間表，以便開展協同教學或同儕觀察與回饋；建立更多與鄰近學校的互相觀摩機會，開展跨校的專業發展活動，讓老師有更多的機會互相學習。

    6. 建議教師更多與同儕進行合作，這些合作應包括從備課、課堂教學及學生評核等各個教學環節。

    上述TALIS的建議，簡而言之就是“合作”和“分享”。一所學校，從校長到主任，從班主任到科任教師，從教學人員到學校其他的教育支援人員，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不能嚴格分割“職能職責”的整體，我們的學生在學校的十五年間，就是在這個整體中發展成長。

重視體育課程是澳門教育的傳統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8月04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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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已頒佈並根據澳門學校的現況分階段實施，其中有專門規定：“在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各階段，學校須確保學生每周進行體育運動的時間不少於一百五十分鐘（包括“體育與健康”的教學活動時間）。”這項內容引起教育界廣泛關注，因為澳門部分學校基於運動場地和設施不足，對體育課程“有心無力”，長期無法滿足校內師生開展多元學校體育運動的需求。

    因緣際會的是，“課框”這項既非新理念，也非新嘗試的規定，遇上澳門出生人口增加的新時期，激發社會對教育用地、校園操場、運動設施、生均面積等議題的思考。從社會輿論和政府回應看來，社會似乎已形成共識：將來一定要透過土地資源的傾斜以發展學校校園，土地再缺，也不能缺教育。如政府未來真的能把相關認知轉化成實在的政策，並有序落實，這或許是課框規定相關條文所始料不及的另一項重大成果。

    事實上，從已有的澳門體育運動史和教育史研究成果來看，澳門學校在運動場地不足的情況下，仍然十分重視體育課程，甚至成為澳門教育的一項優秀傳統。

    澳門早期的天主教教育和基督新教教育均重視學校體育，把鍛煉身體、展開運動和娛樂活動作為學校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學術界甚至認為，在中國體育教育史上，澳門教會學校開啟了中國體育教育的先河。例如，明朝末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及清代的教會學校，都設有一定的體育課程，將遊戲、舞蹈、游水、登山等運動引入學校課程；華人子弟學校方面，在維新教育思想的影響下，西方體育教育普遍進入華人開辦的各類學校。例如，一八九八年華人富商何廷光創辦的“澳門大同女學堂”，就規定學童每日除各項功課外，兼習體操；一九○五年創辦的“鏡湖義學”，就在醫院的空地開闢運動場，購置體育設施，發展學校體育；一九一○年創辦的華商學堂，就開闢一片草地，設置鞦韆架、運動儀器等，特別注重體操，學生每次上堂必須穿着體操衣，作為學堂制服。

    塔石球場曾經長期是澳門青年學生的主要運動場地。一九一一年，澳門振興學會就在塔石球場舉辦了一次“學校學生運動會”，一九二三年澳葡政府把塔石球場轉給教育部門，並制定相關使用規章，專門發展學校體育。

    以上種種，反映澳門學校體育運動在很早的時期，已具備一定的規模和水平。重視體育是學校重要的教育思想，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場地再缺也得想辦法。先輩如此，方有今天之成果，將來如何發展，引人深省。

合作和分享（一）

文．黃逸恆

刊於2014年07月21日澳門日報D08教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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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機會與一些老師朋友聚會，席間大家都談到學校的工作。

    比較年輕的甲老師分享了初任教師時的成長歷程，他提到任教的首年，心裡尤其不踏實。如何才算把一節課備好？課程內容哪些是重點、難點？如何鞏固和建立學生的知識體系？甚麼樣的教學設計和選用哪些教學材料？怎樣帶領學生掌握學習任務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心思和時間作好準備。幸好，學校科組的教師之間長期以來已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協作氛圍，有固定的時間集體備課和互相觀課，並由有經驗的老師帶領和協助；相關課程內容的資訊、圖片和影片等的教學資源亦會互相分享。在這種良好的協作氛圍下，甲老師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較快的成長，上半學年已基本把握教學工作的關鍵，其後的教學亦逐漸得心應手。

    另一位已有較長教學經驗的乙老師，亦分享了在學校工作的經驗和體會。他說其學校規定科組每三個月就要辦一次研習會，每次研習活動會分別請科組內的教師就教育的發展或學科的前沿資訊與科組同事分享介紹，並就相關的內容進行深入互動討論。乙老師說，科組第一次安排他作分享介紹時，由於用了很多的時間去閱讀相關資料，研習會同事回饋的反應都很好。自此以後，他就開始定期關注和收集整理有關信息，並經常主動爭取在研習會上作介紹。透過這樣數年下來的累積與思考，乙老師逐漸擴展了自己對教育這個專業的認知層次，梳理和構建了對教育的一套觀念和理想。

    上述兩位老師的分享帶出了一個重要信息：教師的發展與成長，單靠老師單打獨鬥，儘管花費很長的時間，效果亦未必理想。

    教育，從來都是一個講求合作和分享的專業。

    不少研究發現，學校團隊的合作對學生的學習質量和成效有較顯著的影響，並建議老師要多利用課堂教學以外的時間與同儕進行更多的分享和專業對話，並應盡可能以合作的方式開展教學和觀察同儕教學。

    與各位分享一些資訊：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開展的“二○一三年教與學國際調查”(TALIS)，報告於上月（六月）公佈，該報告分析超過三十四個會員國、超過十萬名教師，針對有關教與學的狀況進行調查。

    TALIS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國家中，初中教師工作時數平均為每周38小時，當中有約50%（約19.3小時）的時間為“課堂教學”，共約31%的時間為“獨立備課”和“批改作業”；教師在學校內與同儕分享和團隊合作的時間約為8%（每周平均約為3小時）。調查同時發現，超過一半的初中老師表示很少或從未進行合作教學或觀察同儕教學，另有近半數初中教師從未從校長或其他行政人員方面獲得教學回饋。

    上述的調查對象並不包括澳門，但亦可供各位教師朋友與自己的實際情況作比對。有興趣的朋友，亦可登入OECD的TALIS專頁下載報告全文。

OECD的TALIS專頁：

TALIS - 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劉羨冰校長的“三思”與“三家”

文．林發欽

刊於2014年07月07日澳門日報D05教思版

圖片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
html/2014-07/03/content_915828.htm

    本月二日，澳門理工學院舉辦了“賀劉羨冰校長新書首發暨八十華誕”學術活動。活動主要邀請劉羡冰校長的親朋好友和學生出席，事前並無公開預告。由於劉校長在澳門從教近五十年，桃李滿門，消息不脛而走，近二百座位的演講廳座無虛席，兩邊、後排和門口都站滿了人，這在澳門是非常罕見的，從中可見劉校長受到社會廣泛的尊敬。

    我從大學開始就讀劉校長的著作，首次認識劉校長是在○三年澳門大學舉辦的一個教育研討會上。當時我初為人師兩三年，在研討會上發文倡導開展澳門鄉土教育，在討論環節，劉校長就一些內容與我商榷。事隔十餘年，討論的細節我早就忘記了，但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這件事令我難以忘懷。我就是這樣認識劉校長的，她可能早就忘記了這樣一件事。從那時起，我的工作和學術研究一直得到劉校長的指導和關愛。

    十多年的交往，通過劉校長的著作和直接的學術交流，我認識的劉校長可用“嚴謹、熱誠、耿直、愛國”八個字來形容，表現出來的性格特質就是“擇善固執”，也可以用“三家”來概括。劉校長近三年一口氣出版了《辛亥百年再思考》、《教書育人再思考》和《鑑古知今再思考》，借用“三思”的創意，亦想到劉校長集“三家”於一身，即教育家、澳門學家和社會活動家。

    首先，劉校長是澳門知名的教育家。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教育家應該具備三種特質：直接從事前線教育工作、進行學術研究及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言行引領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教育改革以至社會風尚。從這個角度來看，劉校長是名副其實的澳門教育家。

    其次，劉校長是一位澳門學家。“澳門學”是指研究澳門方方面面的一門學問。劉校長迄今寫下各類文章五百萬字，出版各類著作十多部，內容涉及文學創作、隨筆小品、教育學、歷史學、文藝學、語言學等方面，橫跨多個學科。但無論如何廣泛，主體內容還是聚焦澳門，研究澳門，解析澳門。有別於一般學者，劉校長研究澳門不滿足於理論和文獻研究，而是深入澳門社會內部；也不會狹隘地研究澳門，而是將澳門與國家發展和世界形勢結合，這些正是目前“澳門學”研究學界最所缺乏的。從這個角度看，劉校長是名副其實的澳門學家。

    再次，劉校長是澳門社會活動家。在繁忙的教學、行政、研究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外，劉校長仍能分配時間和精力，服務社會，擔任中華教育會等重要的社團領導職務，推動澳門社會的發展。澳門社團社會富有特色的“出錢、出力、出席”之“三出”都能體現在劉校長身上。在澳門教育、文化、政治、婦女、社會服務、慈善等界別的活動，經常看到劉校長的身影。其交往之廣，友誼之多，非一般學者可比。

    時間流轉，歲月如歌。歷經八十載風雨，劉校長早已將教育家、澳門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三者“融會貫通”成一位“老人家”。在我眼中，這位老人家可敬可親可愛，八十高齡依然筆耕不輟，壯心不已，不為自己，而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澳門和國家。

    我筆寫我心，教育界和學術界是社會最後的清流，謹向所有像劉校長一樣，敢言敢為，為澳門貢獻畢生心力的前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