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高升大率與低高中入學率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12月27日澳門日報C12 文化教思版
  • 回歸十一年，澳門敎育得到較好的發展。特區政府推行十五年免費敎育，以及近年一直保持近八、九成的升大率，都是為人樂道的敎育成績。這是事實，値得澳門人驕傲，但與這些成果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低高中入學率。
  • 透視統計數字，我一直認為澳門極高的升大率，是由較低的高中入學率造成的。即是說，有大量的學生在高中階段離開了校園，仍堅持下來讀到高三的，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升讀大學。近年來，坊間一直津津樂道，澳門每年都有八、九成高中畢業生成功考入各地的大學，即澳門的升大率有八至九成。從統計上看，這是正確的，這是指在高中三年級當年學生人數中，有八至九成學生升上大學，卻沒有反映出升大人數佔澳門適齡學生總人數的比例。
  • 統計數字顯示，高中毛入學率從2006/2007學年的80.9%，下降到2008/2009學年的76.7%。“毛入學率”是指各敎育階段的學生人數佔該敎育階段相應學齡居住人口的比率，76.7%的高中毛入學率，代表每四個學生中，差不多有接近一個不再在高中就學。我認為，這是實行十五年免費敎育的澳門決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意味着，在社會高度重視敎育、政府大力投資敎育事業的情況下，還是有相當部分的學生因各種原因離開校園，未能享受十五年免費敎育中的最後三年。普及中學敎育是全球敎育發展的最基本目標和趨勢，就連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也定下90%高中毛入學率的發展目標。澳門人口少，政府財政相對充裕，敎育環境理想，要提升高中毛入學率不應存在很大的困難。
  • 近年，我對高中入學率偏低的問題一直無法釋懷，因為以澳門這樣一個敎育社會，不應存在這樣的結果。我在不同的場合提出這個問題，有指是因部分學生在高中時選擇離開澳門往外地升讀高中，實際上並沒有失學。但這顯然不是主要的答案所在，因為不可能有那麼多學生有條件出外升讀高中。
  • 如果拿高中淨入學率看，問題就更令人擔憂，2008/2009學年只有49.4%。“淨入學率”是指各敎育階段的適齡學生人數佔該敎育階段相應學齡居住人口的比率，49.4%的高中淨入學率即是只有不到一半的適齡學生正就讀高中。但要注意，這個敎育指標在澳門並不實用，因為澳門留級率太高，許多高中學生已超齡，使淨入學率顯得特別低。但49.4%的高中淨入學率，卻正正反映出造成澳門高中入學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高留級率，挫傷部分學生的學習興趣。
  • 我一直相信，高留級率、高離校率，是造成高中敎育未能普及、升大率表面高企的主要原因。當下，特區政府正要規劃未來十年的敎育發展，提升高中入學率，讓更多適齡學生完成高中敎育，應是最基本的規劃目標。這個目標，也是社會重視敎育，培養經濟適度多元人才的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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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4日 星期二

第二節好課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12月14日澳門日報F04文化教思版

  1. 北京理大附中徐老師的“天氣系統”課，因為授課結構嚴謹、層次分明、知識量豐富，與會者都認同是一節標準課。課後評述的意見大多認為這節課基本反映了內地不少地區(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的地理課堂：大量的敎學媒介，諸如地理影像、圖片、實驗等都被放進課堂，新課改推動的一些學生參與學習模式，亦能在課堂中得到落實。
  2. 負責第二節課的是澳門培正中學的周老師，赴會前，我們曾就該節課選擇甚麼課題、採用哪些模式開展課堂作過一些討論。周老師認為，北京學生基本功紮實，因此可在課堂中選擇一些拓展性的課題，讓學生掌握一些學會學習的能力。周老師在培正中學擔任地理科組長的工作，多年來組織並參與大量地理課外實踐工作，獲得不少寳貴經驗。因此，該節課選擇了“宇宙”作為核心主題。
  3. 課堂的開始，周老師向同學說明今天將敎會他們利用免費軟件Stellarium觀星。中學階段的學生，大多對神祕而陌生的宇宙有一種求知的慾望，雖然剛完成了一節豐富的課堂學習，學生仍然被新課題吸引了。
  4. 大多數地理教學同仁都認識及懂得如何操作Stellarium 這個軟件。課堂上，周老師介紹及操作這個軟件，讓同學在熒幕中觀察及認識到不同天體的特徵。透過提問及回答的過程，掌握同學已具備的天文知識，以便不斷地調整學習內容；利用上拼拳頭的方法，讓同學知悉抑角的概念並掌握觀察天體的方法；讓有操作軟件經驗的天文小組組員上講台，尋找天體並講解天文知識。
  5. 整節課堂的設計，旨在激發學習動機，並通過同學的參與獲得知識及能力。比較北京徐老師的課堂教學，這節課並沒有看到大量的圖片、影像，沒有看到多種多樣的課堂模式，課堂的知識量當然遠不及徐老師的課。
  6. 雖然如此，但參與觀課的同仁都深刻體會到，這節課並非在演示敎師與學生的能力。這節課的成功之處在於：首先，周老師並非在敎敎材。本節課的內容雖然是天文知識（人敎版高中地理上冊第一、二節），老師卻沒有依足敎材的鋪排來開展課堂，而是利用電腦軟件的操作示範，將原來要敎予學生的知識重新組織及編排，反映老師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課程”能力；其次，課堂在於引起興趣，老師的示範與同學的參與。課堂設計雖然線性單一，卻能激發大部分同學的興趣。與會者都相信課堂完結後，同學都會回家下載軟件，嘗試自己在家中操作與學習。
  7. 一節好課的定義是甚麼？我想，如果大部分同學在完成課堂後，都能主動深入認識相關課題的話，不管你採用甚麼敎學模式與方法，都絕對能稱得上是一節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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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敎育團體欠缺哪些支援？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11月29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1. 本欄十月四日《專業敎育團體缺乏支援》一文刋出，文友幸子於十月十八日發表《敎育專業社團組織的生存空間》予以回應，以為我是“呼籲政府關注專業人士的聲音，增加對敎育專業團體的投入”，因而建議“將敎育專業團體納入中華敎育會”，以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不管出發點為何，幸子的關心引發了我更深層的思考。
  2. 其實我所指的“缺乏支援”，主要不是指活動經費，因為我們最缺的不是錢，而是政策支持和行政輔助。為甚麼呢？ 過去我曾在本欄透露，老師們為辦好一些專業敎育活動，不但要出力，更要出錢，其實不是“訴苦”，而是要“分享”。那一點兒金錢本來就不値一提，只是，積極參與敎育專業活動的老師，往往是學校的骨幹老師，工作本來就很忙，課餘還要壓縮備課時間和犧牲照顧家庭的時間來參與策劃全澳性的敎育活動，這種“出錢出力”的敎育奉獻精神才是我要分享的。或許是表達不好，才予人“訴苦”和“討資源”的印象。特區政府近年財政收入相對豐裕，對專業敎育活動較為支持，舉辦活動一般都可以申請到經費。至於許多活動入不敷出，是基於一些內部共識：善用社會資源，不濫申請，同一活動盡可能只向一個部門申請等原則所造成的。當然，這有點“咎由自取”，在資助文化盛行的澳門，沒有多少人會堅持這些原則。但無論怎樣，我要說明的是，作為一個有一定社會認受性的專業敎育社團，在今天的澳門，最缺的不會是經費。
  3. 敎育社團最缺的，其實是政策支持和行政輔助。這些東西，不能完全用錢來解決。敎育社團從社會屬性角度看，是澳門衆多社會團體的一份子；但從專業角度看，卻是大敎育系統的組成部分。不同專業屬性的社團，應該得到相關範疇公共部門的政策支持和行政輔助，以促進專業自主和專業發展。檢視澳門的現況，靑年團體、體育團體、文化團體等都有一定的政策配套支持（當然有待完善），但敎育團體卻不見有哪些具體的支援措施。
  4. 具體來說，老師參與專業敎育社團的組織和活動，有沒有相關的鼓勵措施？參與培訓能與將來的晉升掛鈎，參與全澳性的敎育活動策劃和組織能否也計算在內？政府有沒有為敎育社團提供共用的聯絡點和辦公室？政府能不能透過資源整合為敎育社團提供共用的行政輔助人員，以減輕他們在文書往來和聯絡工作上的負擔？星期六、日和公衆假期，敎育社團要開會大會，能否較易地找到合適的公共場所？等等。
  5. 以上就是我所說的“支援”，社會應該把敎育社團看成敎育系統的組成部分，認識到敎育社團得以發展，敎育專業才得以成長。我要強調的是，我提出這些問題，不是要為自己參與的敎育社團“討資源”，而是指出現時澳門敎育領域所為人忽視的一個盲點。而且，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認知，相信很多敎育界人士也有相同的體會。
  6. 最後，文友幸子建議“澳門中華敎育會轄下設立相關敎育專業的分會”，我認為是好事，可以促進敎育社團的多元發展，社會應該大力支持。至於能否“將敎育專業團體納入中華敎育會”，就不是我和幸子所能討論的了。因為，每個社團都有自己的宗旨、自主性和選擇權，外人不好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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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5日 星期一

一節好課（一）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11月15日澳門日報D07文化教思版
  • 怎樣的一節課才算是好課？
  • 十月底，我和幾位澳門地理敎師前赴北京，參加一次有關地理敎育的硏討會。與過去參加的活動不同的是，這次硏討會主辦單位特意組織了一次兩岸四地的敎學示範活動，邀請澳門、北京、香港、台北八位優秀的地理敎師，於北京首師大附中和北理大附中分別上一節示範課。
  • 我出席的是北理大附中的高中示範課，其地理敎師徐老師負責第一節，主題是“天氣系統”。徐老師果然有備而來，先是播放一節天氣報吿短片，再而要求學生分組，組織天氣報吿中的天氣要素作為引子，學生在組織天氣現象的過程中，首次接觸到“鋒（Front）”這個陌生概念。
  • 徐老師成功設疑，學生由此產生了求知的慾望。
  • 接着，老師與學生回顧了前備知識——“氣團”，詢問學生不同性質氣團控制下的天氣狀況差異；同時，提出不同性質氣團間所形成的“鋒”。徐老師俐落地在黑板上描繪出“鋒”的立體圖和剖面圖，並解釋它的成因。
  • 徐老師利用學生的前備認知，通過講解和圖示等的方式，協助學生建構知識體系。
  • 緊接下來的是一次地理實驗。“氣團”和“鋒”都是看不見的物理現象，很多時候學生未必能明瞭其原理。因此，徐老師利用了一個分有左右兩格的透明盆子，左右兩邊分別加入紅藍兩色的顏料，讓同學能易於區分；然後，老師分別在藍色一邊倒進鹽粒，攪拌稀釋。分隔盆子左右兩邊，是一塊可隨時提起的透明隔板，徐老師請同學留心，她將把隔板提起，要求同學細心觀察實驗結果。
  • 徐老師利用直觀的操作實驗，清楚地向同學解釋了一項抽象的地理現象。
  • 下一步，徐老師要求學生依據她派發的天氣圖，分組討論冷、暖鋒過境的情況，以及嘗試預報天氣。討論過後，學生分別上台說明結果，以及解釋原因；徐老師用鼓勵的方法，肯定了學生的正確之處，也更正了一些誤解。最後，老師總結了該節課堂學生學到的一些概念和原理，課堂至此結束。
  • 地理敎師同行看完上述的課堂描述後，一定會想，這是一節所謂的標準課。結構嚴謹、脈絡清晰、知識含量大，完全具備一節高效、優質課堂的標準。
  • 下一期，我會再描述其餘地區示範課的課堂狀況，即可比較到他們之間的差異和特點，也是我這次行程中收穫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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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日 星期一

學生學甚麼？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10月18日澳門日報E12文化教思版
  1. 學校的課程設置，是否體現了“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考慮了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學習需要的差異，同時適應和配合澳門社會的發展？
  2. 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在完成該階段後，掌握了哪些基本的知識、能力和態度？
《正規敎育課程框架》（下稱《課框》）正値諮詢，意味回歸後，澳門學校即將邁開課程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步。其中的核心內容有：
  • 注重學生全面而均衡的發展。不難發現，不少學校雖然強調五育並重，但事實上仍比較偏重智育的發展。因此，《課框》以學習領域的形式規劃各敎育階段的學習，保證學生能夠全面、均衡發展；同時，建議文理兼修，避免過早分科對學生的影響。此外，透過選修課程與餘暇活動的設立，讓學生可以獲得適性敎育，發展個性特長。
  • 由量的滿足到質的提升。《課框》為各領域科目的敎學時間設定下限，同時對語言、數學兩個領域設定上限。此外，延長上課日數的同時，減少了每周的上課時數。上述建議成為諮詢稿推出後最被重視的項目之一，不少意見憂慮課時的減少可能導致質量的下降。在操作層面上，各學科課時的規劃，線性的思考是通過增加某些學科課時去滿足和保證學科敎學質量，也就是1＋1＝2的道理。事實上，單純地增加課時而缺乏細緻的課程規劃，並不能保證質量的提高。要讓學科學習質量提升，根本做法是合理規劃課程內容，施以合宜的敎學方法和透過評核去調整學習進度。
  • 關注不同階段學生的學習需要。兒童的認知大多基於實際生活經驗累積，大部分經驗都是綜合的，學科設置以至學習的內容，從幼兒至高中都應該遵循由宏觀到微觀，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複雜的規律。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有其固有的學習特性，《課框》的設計因而重視了課程的一貫與銜接。曾有家長表示選擇入讀A校的原因，很大程度在於學校會提前學習其他學校高年級的內容。家長望子成龍的心態，卻可能深刻地影響孩子一生。
課程改革千頭萬緖，如前所述，《課框》諮詢僅是整項系統工程的第一步，學生“學甚麼”，不單是學甚麼科目的簡單問題，往後推出的學科“基本學力要求”（亦可理解為課程內容），才眞正切入學生“學甚麼”的核心。期望同仁在不同角度繼續給予意見，共同為孩子的發展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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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敎育團體缺乏支援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10月04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敎育是一門專業，敎師是現代社會的專業人員。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早在一九六六年的一次會議，就將敎學視為一種專業，認為“敎學具有專業服務、專業智慧、專業訓練等特徵，並應具有專業倫理要素。”這表明國際社會已就“敎師專業”達成共識。一般而言，敎師專業最少包括學科知識、敎育專業知識及敎學方法三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從更深層次來看，敎師專業還包括專業自主、專業倫理和專業成長三個維度，即敎師在敎學工作上不接受不恰當的外力干擾，敎師工作遵循一套具有社會認受性的倫理標準，敎師能對自身的工作進行反省、再學習和自我完善。
由此可見，敎育確實是一門專業。只是，澳門敎育的專業屬性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彰顯，敎師的專業地位得不到有效的確立。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較主要的是民間專業敎育團體長期以來缺乏政府支援和社會關懷，在號稱“社團社會”的澳門，卻面對生存的困境。
依我個人看，澳門的敎育團體可以粗略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敎育專業團體”，如中華敎育會、天主敎學校聯會、澳門公職敎育協會、澳門土生敎育協進會等，以界別或界別中的特定領域而存在；第二類是“專業敎育團體”，如澳門歷史敎育學會、澳門地理曁敎育硏究會、澳門中國語文學會等，以專業學科敎育的形式而存在。這兩類敎育團體中，顯然後者更受社會忽略，因為他們成立的宗旨主要不是為了維護敎育界別的利益，而為了推動所屬學科的專業地位和專業發展，其會員也往往局限於任敎所屬科目的敎師。
從敎師專業的角度出發，要確立敎師的專業屬性，除了上述第一類的“敎育專業團體”外，其實更需要第二類的“專業敎育團體”。現代社會強調專業分工和認證，尊重專業自主，推崇專業倫理，所以要敎育門類內的各個領域都得到適切的專業發展，就必須建立起不同學科的專業敎育團體。從課程發展與改革的角度出發，就更需要各種不同學科的本地敎育專業團體的參與和推動。
回歸以來，政府持續增加對敎育的投入，為澳門敎育帶來了新的景象。但與此同時，澳門敎育正面對敎育專業未能有效確立、敎育投入與產出不相稱、部分私校逐年滾存公共敎育經費等問題。我以為，上述三個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結構性”的。特區政府未來在持續增加敎育資源的同時，需要考慮以何種方式投放；除了學校，敎育團體應該受到同等的重視，這與澳門傳統上的社團資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專業敎育團體是“大敎育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他們得到適切的發展，敎育專業、敎師專業才能得到確立，敎育改革才會事半功倍。

文稿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10/04/content_516149.htm
圖片來源：http://www.edweek.org/media/2009/11/17/teachandchalk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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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0日 星期一

學校敎甚麼？

文／黃逸恆


學校敎甚麼？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是問題。隨便走到路上，隨機找個陌生人一問，都會回答得頭頭是道：“中、英、數科，應是學校最重要的科目。”A說；“敎學生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態度。”B說；“學會解決問題，懂得分析事物。”C說；“能夠應用電腦，知道會計方法。”D說。
確實，上至學識淵博的敎授博士，下至目不職丁的市井流氓，都會對學校敎甚麼有一套看法。學校怎麼敎，大部分受過敎育的人都會有一套自我認知，我甚至聽過有些學校領導認為，只要對某一領域有深入認識的、只要受過高等敎育的，都能勝任敎師工作，哪怕是沒有受過師範系統訓練過的。
如果前文眞的成立，那麼，敎師的專業體現在哪裡？ 一個人，從幼兒園開始到完成高等敎育，十多年間受過多少老師敎育！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人對怎麼敎和敎甚麼總會有所認識和領會。最後，只要能克服畏懼站到講壇上面對學生，輔以口齒伶俐、思路清晰，哪怕是沒有受過敎育學專業培訓，也應能勝任敎學工作。
但是，只要再提出某個內容或是某些技能為甚麼要敎的問題？上面所描述的“勝任者”，應該不容易回答得出來。
敎師的專業，在於對任敎學科課程內容的掌握和理解。任何涉及課程理論的知識，對於沒有受過敎育專業訓練的人，是不容易解答出來的。因此，“課程”二字對於專業敎師而言，是最不容易被非專業所取代，而且是最重要和核心的部分。
正在諮詢中的《正規敎育課程框架》，諮詢期到十月卅一日(共計四個月)。素君老師認為諮詢期太短，而且放在七、八月的暑期期間，質疑諮詢能否發揮作用。我認為，只要學校和老師們依然沒有意識到課程發展的重要性，那怕是再延長半年也難以收效。
這是事實。從延長至一百九十五天上課日的議題早前提出以來，不少學校領導的憂慮主要是集中在夏令班要不要取消？部分老師則憂慮取消了夏令班就減少了收入。甚至到了今天，依然有不少老師從未聽說或從不關心《正規敎育課程框架》的諮詢工作。相比對《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諮詢的熾熱，我不太認為是宣傳不足或是諮詢期過短所致，而是因為後者攸關老師工作條件的改善，前者更多被認為是事不關己。
《正規敎育課程框架》的推出，意味着課程的改革發展，而“課程”作為敎師專業的核心，又怎可能事不關己呢？
上述的言論或許只是個人狹隘的認知，以偏概全。只望同仁更多關注《框架》，多提意見和想法，眞正發揮我們的專業所在。至於要關注哪些部分？篇幅所限，下期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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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5日 星期三

公帑與私校財政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9月06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傳媒報道，敎靑局至今向學校發出數十宗減低學校盈餘的勸喩。學校擁有巨額盈餘，對社會來說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現象。君不聞，這邊廂有學校搖旗吶喊，要政府增加敎育經費；那邊廂卻有學校每年將部分經費留作盈餘，沒有投放到實際的敎育事業上。如是這般，如何善用敎育公帑？更甚者，這會造成敎育統計上的“盲區”，即每年的敎育投入，並不等於當年的敎育支出，當中的誤差，不是統計學上的問題，而是敎育行政上的問題。
過去，特別是回歸前，政府對私立敎育的支持非常不足，使澳門許多私校養成勤儉辦學、刻苦治校、居安思危的優良傳統。每要擴建校區，更新校舍，維修設施，增添設備，雖可一次性申請經費，但資助一般不是所需的“全數”，不足部分總要由學校自行籌募，除社會熱心捐助外，平時的“積蓄”，這個時候就會發揮出關鍵的作用。加上過去有一段時間因出生率下降，為部分私校帶來招生危機，節儉辦學，“積穀防饑”就更是成為私校理財的普遍原則。應該說，在當時公共財政對私校支持力度不足、且可能隨時面對辦學危機的情況下，私校持續節約小額的經常性支出，以補貼巨額的非經常性開支，逐年增加學校財政結餘的做法是無可奈何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勤儉辦學就更是澳門百年敎育的光榮傳統。
然而，時代不同了。回歸以來，政府對敎育的投入確有大幅度的提高，而且還在持續每年增長中。觀諸澳門的實際情況，公共敎育財政主要透過三種渠道投入：直接投放給學生，如書簿津貼；直接投放給敎師，如敎師津貼；投放給學校，這是最主要的，形式多種，名目多樣，如依生源計算的免費敎育津貼，為優化師生比和班師比的津貼，敎育發展基金發放的特定資助等等。更可喜的是，學校如要擴建校舍或更新設備，只要規劃合理，基本都能透過敎育發展基金和澳門基金會取得絕大部分，甚至是全數資助。也就是說，那種逐年節省經常性支出、補貼一次性的非經常性開支的敎育年代已經過去了。
為應付辦學需要，學校滾存一定的經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滾存”沒有休止，越滾越大，一校之“積蓄”動輒數千萬，甚至上億元，就不能接受了。當然如果“積蓄”來自私人捐贈和長期利息當作別論。
在昔日刻苦辦學的年代，私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費和辦學實體及社會人士的捐助；而今，免費敎育學校的經費已與公校沒有區別，悉數來自公共財政。從這個角度看，澳門大部分私校其實一點也不“私”，免費敎育學校更是“全公”，非免費敎育學校也至少是“半公”。旣然如此，向社會公開財政收支，應是澳門人對私校最基本的要求。文明社會呼喚這種制度的到來。

圖片來源：http://i5.photobucket.com/albums/y191/stoshmaster/rent_checkbook_sketch.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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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5日 星期三

宜居的城市，人本的規劃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8月23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一流的城市，未必擁有一流的城市規劃；但一流的城市規劃，往往能成就一流的城市。
　　雜誌《Monocle》每年均依據安全、國際聯繫、日照、建築、承受力、環保、親近自然、城市設計、商業環境、有利於發展的積極政策和醫療服務等評審指標，選出年度最宜居城市（Most Live Able City）。本年度名列前茅的分別是慕尼克、哥本哈根及蘇黎世，亞洲城市則有東京與新加坡入選廿五名之內。
　　甚麼是宜居城市？上述的評選指標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値；同時，大部分指標與城市規劃有密切關係。因此，一個城市宜不宜居，很大程度取決於城市規劃是否合宜。
　　例如日照，硏究表明，充足的日照能增進人類的愉悅感。台北市位處盆地，悶熱加上陰霾天氣，是台北市居民快樂程度較低的原因之一；位處副熱帶，卻擁有濕潤、溫暖氣候的美國東南部城市邁阿密（Miami），多次獲選美國人最愛的城市。日照充足與否除受地理緯度位置影響外，建築物之間的距離、面積、高度、座向等，均會影響居住地的日照量。因此，不少城市均有城規法例嚴控上述建築指標，期使居民獲得最大程度的舒適。因“歐案”而讓澳門居民熟知的“街道準線”，就是規範了建築物與道路之間的界限線，其制定的原意之一，就是考慮到街道的日照量，避免居民擠迫在不見天日的石屎森林中。
　　上期曾言，城市規劃必須“以人為本”，這句口號現在似乎無人不識，無人不說，但是否眞能體會當中理念？ 比如說，我們的社會提倡“和諧共融”。因此政府的對外部門、社區公共設施及街道，皆先後設立了無障礙設施，但只要向“用家”查詢即可得知，大部分的無障礙設施其實沒有眞實地考慮他們的需要。一些無障礙洗手間，通道卻是有障礙的；社區設施雖有無障礙設計，卻只限局部區域，限制了使用者的活動範圍；筷子基區有幾所失明人士的工作場所，附近街道卻幾乎不見任何為他們設計的輔助設施。其實，只要設計或設計者使用輪椅或蒙眼一天，就可以大概知道使用者的眞正需要了！
　　新城規劃正進行諮詢，社會人士先後提出了各自範疇的意見，但大多離不開“分豬肉”的心態，就連官方的宣傳廣吿也有類似的味道。事實上，這樣的諮詢模式作用有限，誰都會說增加這些設置增設那些空間之類的建議。旣然規劃已確定“宜居城市”和“生活素質”等為總體目標，那麼諮詢的方向就不能僅停留在“有甚麼”，而是以廣大居民“如何能享用”的角度出發，諮詢不同的社會階層，尤其是弱勢與低收入群體，讓新城眞正發揮提升整體居民生活素質的作用，一同向“宜居家園”的目標進發。

圖片來源：http://newsroom.cisco.com/dlls/2008/ekits/economic_city_020108.jpg
本文出處：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8/23/content_500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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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9日 星期四

齊來關注的“課程框架”諮詢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8月09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任何的敎育內容、再好的敎育理念、一切的敎育理想，都必須通過“課程”來推行和實踐。敎育作為一個專業，其為行外人所不懂的“技術”，主要就是“課程理論”。敎育改革的核心，實質就是課程改革；課程改革的成效，決定了敎育改革的成敗。因此，關心敎育的人士，應更多地從“技術”層面，關注“課程”的發展和改革。

敎育行政當局於今年7月1日推出《正規敎育課程框架（徵詢意見稿）》，向社會各界、特別是敎育界諮詢。與公、私立學校敎師職程的諮詢比較，“課程框架”的諮詢顯得特別冷清。職程制度關涉敎師的直接利益，關係到學校的財務狀況，敎育界熱烈參與諮詢是理所當然的；課程框架則關係到日常敎學的方方面面，對敎學成效、學校運作和敎師具體工作影響深遠，敎育界未有積極發表意見，卻使人有點不解。

所謂“正規敎育課程框架”，是指由政府訂定的，正規敎育之幼兒敎育、小學敎育、初中敎育和高中敎育課程的基本架構，其內容主要包括課程宗旨的確定、學習區域的劃分、敎育活動時間的規定，小學敎育、初中敎育和高中敎育階段還包括主要科目的設置。一旦生效實施，將會適用於公立學校和本地學制的私立學校，作為前線敎師，確實不能不關心。

正如“課程框架”諮詢的解說文件所言，借鑒國外及鄰近地區課程改革的經驗，檢視澳門現行課程發展的優勢及有待改進之處，有必要在繼續保持學校課程多元化的同時，持續提升敎與學的效能，以全人發展的敎育理念統整學校課程、設置科目，科學安排敎育活動時間，以保障師生的身心健康。澳門現行有關正規敎育的三個課程組織法規（第38/94/M 號法令、39/94/M號法令和46/97/M 號法令）是分別於1994年和1997年頒佈並實施的，距今已有十多年，早就有必要根據澳門敎育的現況和未來發展需要進行修訂。

《非高等敎育制度綱要法》生效實施後，標誌澳門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已經啟動。《正規敎育課程框架》正是根據《非高等敎育制度綱要法》的內容和精神，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制訂的、有關課程設置的一個綱領性文件。之後，敎育行政當局就會根據《正規敎育課程框架》的內容和精神，制訂各敎育階段、各學習領域、各個科目的《基本學力要求》（相當但不等同於課程大綱）。 簡單來說，《非高等敎育制度綱要法》相當於澳門基礎敎育的基本法，而《正規敎育課程框架》則相當於基礎敎育課程的基本法；旣然敎育理論認為課程是敎育的核心，那麼《正規敎育課程框架》就是敎育基本法中的基本法，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正規敎育課程框架》諮詢將於10月31日結束，本文先不討論諮詢文本的具體內容，而是希望引起公衆，特別是敎師對有關諮詢的關注，齊來為課程發展建言獻策。

圖片來源：http://teacherpictures.com/images/black-college-math-teach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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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7日 星期二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7月26日澳門日報Ｄ07文化教思版

　　所謂城市，從人口組成的角度區分，是指從事非農業活動人口為主的聚落（人類的聚居地）。工業革命後，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據○七年法國國家人口硏究所發表的報吿指出，目前世界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於城市中。至於中國，城市化雖起步較遲，但由於國家近年的急速發展使進程加快，目前為百分之四十左右。
　　城市的發展牽動着國家的經濟，亦影響着相當一部分人口的生活。因此，各國近年均大力加強對城市的硏究，地理學中的分支——城市地理學，因而成為熱門學科。本屆在滬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亦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並設有城市最佳實踐區，以案例的形式展示世界各地最佳的城市實踐案例，澳門德成按修復與利用的成功實踐即為其中一例。
　　環顧各地城市發展歷史，近代以來部分城市由於過度發展或因產業、區位的轉變，出現從發展到衰落的轉變，導致失業、罪案率高企，交通擁擠、城市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當中一部分則進行了城市的重新定位與規劃，又從衰落的低谷回復到復興發展。可見，沒有前瞻的視野環察產業區位的變化，而只追求單純經濟發展的城市，缺乏城市定位與相應規劃的城市管理，城市，不一定可以讓生活更美好。
　　丹麥著名的國際城市空間規劃師Jan Gehl，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其首本專著《交往與空間》中，傳遞了一個重要理念：“城市的空間應是人的空間，因此城市的空間規劃必須以人為本。”上述的理念後來貫穿丹麥首都——被譽為最宜居城市和有最快樂的居民——哥本哈根的建設上。
　　這個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十多二十年前的模樣與現時中國大多數大城市別無異樣，過度的經濟發展、人口的無序增長、交通混亂及尾氣污染嚴重。難以想像在短短的十數年間，成為各地紛紛仿傚的模範城市。當中居功至偉的Jan Gehl，後來更獲邀參與改善倫敦與紐約等老牌城市的硏究計劃，過往交通擁擠嚴重的紐約時代廣場，經其重新規劃後已見漸見成效。Jan Gehl的城市規劃理念非常簡單，就是所有規劃必須以人為本。
　　甚麼是以人為本？哥本哈根正準備推行新的城市規劃方案：無論你居住在城市哪個地方，十五分鐘內就能到達海邊小徑或者野餐草地，享受陽光與大自然。簡單直接地以居民的快樂為核心，並輔以量化的指標，這樣的城市規劃方案有誰會反對？本地先後開展大大小小的城規諮詢，從中可以得到甚麼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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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3日 星期二

校長與敎育改革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7月12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近日澳大附中在學年完結後有大批敎師同時離職，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但更値得社會關心的是，這到底是敎育界的個別事件，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呢？又是甚麼原因導致同一學校有近三十名敎師同時辭職呢？社會是否已對敎師給予足夠的關心？當學校（代表人為校長）與敎師的敎育理念不符時，除了辭職，他們還有沒有更好的選擇？社會有為這種選擇提供保障嗎？
以上種種問題，如果我們都找不到答案，則社會確實是愧對“老師”這個光榮的職業。本文無意評議個別學校的校政，但事件卻引出許多澳門敎育存在已久的問題。
回歸以來，雖然特區政府對敎育的宏觀管理不斷加強，私校的運作比以前更規範和專業，但由於歷史原因，私立學校還是享有相當大的辦學自主權。澳門敎育的這個鮮明特色，從好處看是辦學自主，校政自決，敎育自由；從壞處看卻是容易造成敎育的專業性得不到保障，敎學質素參差不齊，校政獨斷，管理隨意。
澳門名副其實是一個敎育自由的地區，但這種自由主要體現為政府對學校管理自由，盡量將權力下放到各所學校。這是許多敎育中央集權地區對澳門極為羨慕的地方，但問題是澳門部分私校一直未能建立起專業的“學校共同體”，校長權力得不到制衡，敎育自由容易變成校內專政，即敎育行政當局越是不規範校長的權力，校長越是“自由”，校內的敎育管理越容易出問題。
學校是一個由辦學實體、校長、敎育行政人員、敎師、學生、家長、校友，甚至是社區人士共同持份的“共同體”，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協調、合作、制衡和監督。成功的校長，應帶領這個“學校共同體”就敎育改革和學校發展建立起共同的願景，促成大家同心同德努力實現目標。這個過程，大部分敎師應是一股主動而積極的力量，他們從中會得到認同和滿足；反之，如果校長無法令大部分敎師認同並配合學校的發展目標，敎師工作自然被動而消極，而且不斷受挫，張力無法承受時就只能選擇離開學校；“學校共同體”也因而“瓦解”，敎育改革以失敗吿終。經驗還會吿訴我們，如果管理不當，大量敎師離職絕不會止於一年，今年入職的敎師，或會成為明年、後年或若干年後的另一批離職者。如是者，沒有穩定的“學校共同體”，實難辦出一所成功的學校。
敎育自由之下，澳門部分私校的校長常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殊不知有敎育改革之勇氣，而無敎育改革之識見和謀略，憑一己意志行事，比抱殘守缺還要危險。澳門社會終有一天會驚覺，校長在“改革”敎師的同時，其實更需要“被改革”。校長的學歷為何？資歷為何？如何產生？任期怎樣？誰來監督？如何申訴？我們期待答案。

圖片來源：http://school.discoveryeducation.com/clipart/images/princpl.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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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師的專業發展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6月28日澳門日報F07文化教思版

因為工作關係，最近與本校敎師就學校發展進行集思會。期間有不少敎師提出，希望學校可以給予資訊與時間，讓他們能參加與工作相關的中期或短期課程、分享會及硏討會等，以滿足敎師在敎育專業方面發展的需求。
敎育從來都不能脫離社會發展步伐，我們每天在課堂上開展的敎學工作，都須因應社會的變化而作出調整；社會環境的變化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也會影響到敎與學的每一環節。敎師作為一個專業，沒有人質疑在職進修的需要，學校的老師對專業發展有所訴求，體現了同仁對敎育工作的熱誠與專業。
以個人經驗看，從敎以來的十年間，只要時間許可，我都會盡量抽空參與各種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諸如上述的中、短期培訓，又或三兩天的分享硏討會。過程中，導師固然讓我獲益良多，而來自不同地區的講者帶來的“他山之石”，也為我的課堂敎學帶來不少創意。此外，來自不同學校參與培訓的老師們，在分享敎學經驗與方法的過程中，也擴闊了我的敎育目光與思維。
如果說敎師敎學能力的積累包括了職前培訓、工作經驗與專業發展三項，最後一項的專業發展應是提升敎學能力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是讓敎學能緊貼時代需要的關鍵要素。
專業發展當然不僅限於參加培訓，校內同儕間的學習更是重要。尤記得初為人師的首三年，我能夠在短時間內投入敎學工作並快速提升敎學能力，無不與當時科組內積極開展同儕學習有關。在科組長的帶領下，我們幾位同組成員自發每周固定時間集體備課、共用敎學材料、討論敎學難題、分享敎學經驗。每周一次的高密度互相觀課和課後硏討，讓當時仍是“Small Potato”的我快速發芽並茁壯成長，都是得益於當時的一班好同事、好戰友。
在網上偶爾看到一篇文章，撰文者是一位曾到澳門支敎的內地特級敎師。他提到，澳門學校的工作環境與內地最大的不同，是敎師大都習慣單打獨鬥，甚少合作分享。撰文者分享其中一次的經驗，謂初到學校的時候，曾向同事查問敎學難題的解決方法，同事的回應，竟是着他到圖書館查找而不是一齊硏究，讓他感到很不適應。
轉述上文，是因我不太認同這是澳門學校的普遍情況，至少在我的工作環境中甚少出現。但比對那位支敎老師與我過去的工作經歷後，讓我從心裡感謝當時一起共事的同仁，也讓我重新思考：我們應當如何推動學校及同仁向學習型組織發展，讓學校成為一個充滿合作、互助的理想敎育環境。
不容易呢！

圖片來源：http://www.hps.org/images/teachers_lar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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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7日 星期四

關 懷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6月14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因為我們從出生即生活在關懷的關係之中，也就自然對他人施以關懷反應。當我們需要引出倫理關懷時，會從曾被關懷的記憶中建構關懷之理想，所以關懷倫理是一種實用式自然主義……。假如沒有這種關係，沒有人可以獨立存在。”
——引自（Nodding，1995：135）

學校是一個充滿人際關係網絡的地方，其關係的品質影響師生的學習、感受與經驗，以及學校是否成功。

美國“關懷倫理(Care Ethics)”學者諾丁（Nel Nodding）主張敎育的目的在於依學生的要求，培養有關懷理念和關懷能力的人。諾丁的關懷倫理的內涵，主要包括：關係的建立、重視相互性、動機移置全心接納，以及展現行動等幾個方面。諾丁認為“所有的社會遠大的理想，最後終究要落實到人際關懷關係的實現。” 那麼，應如何建立學生的關懷之心？本人任敎的學校規劃了一系列的年度關懷敎育計劃，結合專題硏習與行動實踐，並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要求學生了解澳門需要關懷的群體。正如諾丁所言，要發展學生的關懷倫理，首先需要讓學生建立關係。為此，學校邀請了數個本澳關注弱勢的社會團體和機構，先後以專題講座的形式，向學生介紹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城市，卻未受別人重視、生活困窘，甚至被誤解歧視的社群的狀況概要；接着要求各小組學生選擇其中一個澳門的弱勢群體，開展專題硏習，讓學生深入認識被關懷者的生活困境和實際需要。

為了進一步發展關懷倫理中強調的相互性與動機移置，第二階段學生將需要制訂行動方案。經小組指導老師的協助和引導，設身處地因應被關懷者的實際需要，各組提出準備開展的關懷行動規劃方案。

諾丁認為“關懷隱含着能力”，因此關懷不只是態度，它更須化成行動，完成任務，而且是設身處地，基於被關懷者的需求、福祉、利益而行。由此，第三階段即就規劃方案開展實際行動。上周，各小組都自發在學校大堂義賣自製的小食、小手工籌募行動經費，關懷之情隨即洋溢校園每一角落。雖然小食及手工質量一般，卻因為關懷之心，引來同學們爭相“搶購”，因為同學們都知道，各小組籌得的善款，將代表着他們的關懷之心於日後各小組的探訪、服務行動中，轉到被關懷者的手中、心中。

註：（Nodding, N.(1995). Car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Wendy Kohli(ed.) Critical conversation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Y.: Routledge .）

圖片來源：http://ecx.images-amazon.com/images/I/51Dkj-vnEuL._SL500_AA300_.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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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掌故與鄕土敎育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5月31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鄕土敎育的理論總是說，開展鄕土敎育最好從現實生活出發，從身邊事物入手，將學習對象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讓學生透過生活學習，在老師的輔導下自我實現知識的建構。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實行起來，到底有哪些鄕土敎育素材可供選擇呢？選好素材又如何開展敎學呢？這是我平時與老師閒聊時最常被問到的議題。
很老套地說，這個問題很易回答，也很難回答。這不是故弄玄虛。易答者，因答案大家都知道，如澳門有特色的鄕土敎育素材有敎堂、廟宇、歷史人物、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遺等；難答者，因為所有列舉的素材，沒有一種是適合所有學生的。例如敎堂和廟宇，對沒有宗敎信仰而又很少觀察文物的學生來說，它們雖然都在社區附近，但仍感陌生，正是“那麼近，卻又那麼遠”。所以，當我們滿心歡喜策劃一個鄕土敎育專題，以為可以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時，有時卻發現考察大三巴牌坊與到北京參觀故宮，對部分學生來說，經驗沒有兩樣。
我想，街道應該是學生的“最大公倍數”，無論男女，不論年級，無分信仰，學生每天都要行走在社區不同的街道上。而這些每天擦身而過的街巷，只要用心撥開塵封的記憶，竟是那麼別有天地，那麼令人着迷。
澳門現有街道逾1,000條，總長度超過400公里，其中很多有數十年歷史以上，舊城區的街道更動輒就經歷上百年的滄桑。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葡萄牙人逐步定居澳門，聚居成鎭，早期澳門城市的雛形逐漸形成。城鎭的發展，必會伴隨着街道的開拓。澳門作為一個輻射狀擴張發展的城市，早期城市的街道得到較好的保留，並與新街道互相映襯，新舊共存，中西兼融。小城的街道，從名字、文化內涵、歷史遺蹟到規劃設計、建築外觀，無不流露着獨特的個性，異彩紛呈。在過去四個多世紀的歷史歲月裡，不同文化在這方土地上紮根滋長，和而不同。其間的點點滴滴，雖然早就淹沒在塵封的歷史之中，但透過古老的街道，尋訪被人遺忘的角落，我們還是能夠從中追尋到歷史發展的軌跡，重構澳門的過去。
我建議有意推動鄕土專題硏習的老師，可先以“街道”為題，引導學生體察鄕土景觀之美，感受鄕土文化之厚實，再推而廣之引入其它鄕土主題。 街道的地理位置、建置時間、名稱由來、歷史變遷、建築遺產、重大事件、關連名人、歷史圖片等方面，皆可成為考察的內容。一個學生或一組學生考察一條街道，一個班或一個年級就可以合起來考察一個社區；從單一街道，到單一社區，進而擴展至整個澳門，由淺入深，從線到面，層層深入，確實精彩。
有句敎育名言：不是學生沒有才華，而是我們沒有給予學生發揮才華的機會。每次鄕土敎育課程的推行，學生總能給我驚喜——無論是大學生還是中學生。有興趣的老師不妨一起來嘗試！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File:Streetscene_Maca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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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6日 星期三

鄕土地理敎育的推動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5月17日澳門日報C11文化教思版

近數期，本欄較多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澳門敎育議題，與原本專欄設定的“鄕土敎育”多少有點離題。上期發欽重談鄕土敎育，講述歷史敎育學會準備在未來一年，整合澳門鄕土歷史材料，開發網上敎學資源分享平台，為有意開展鄕土敎育的敎師提供實質支持，實為一大喜訊。
近年，歷史敎育學會曾舉辦多項實務活動，不遺餘力地推動鄕土歷史敎育：敎學分享、歷史城區知識比賽、開展口述歷史硏究項目、出版硏究成果和專著等。數年的努力，積累了不少極具參考價値的資源與經驗，為推動鄕土敎育作出極大貢獻。比較而言，“鄕土地理”部分的推動，數年來似乎沒有多大進展，作為地理敎師的我應覺慚愧。
上周，濠江中學的韋老師主動給我電話，談到有意在下學年推動校際地理知識比賽。筆者自覺近年說多做少，心想有必要加快推動步伐做點實事，因而馬上應允參與。 據我理解，不少學校都在校內開展地理比賽，而且大多辦得有聲有色，學生參與度很高。每次比賽活動，學生不單發揮團隊精神，努力求勝，更重要的是，過程中提升了學生地理學習的效能，學生的地理知識、能力和素養都能得到大幅的提升。筆者早前曾撰文，提出有必要推動開展校際地理學科競賽，甚至應爭取參加中國及國際性的地理奧林匹克比賽。
理據之一是開展競賽有助推動學科發展，一些新時代提倡的地理知識、能力和素養都可體現在比賽當中，各校如認眞參與，必定對地理課程作出因應和調適，從而有助推動課程發展。比如說，近三、四屆的國際地理奧林匹克比賽，野外考察題都涉及地理3S（遙感Remote Sense、全球定位系統GPS、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操作與應用，都是《地理敎育國際憲章》中主張各國地理敎育必須大力推動的知識與能力。美國和不少西歐國家都因應《憲章》和地理奧賽，於國家課程及相應的敎材中加入地理3S部分。可見，一個獲高度認同的國際競賽，將有助推動學科課程發展及敎與學的落實。
理據之二是澳門老師比較習慣單打獨鬥。校內老師之間交流敎學經驗、分享敎學材料、互相觀課學習的風氣仍未成熟，校際間的交流則更少。多元化是澳門學校的重要特色，敎師畢業自不同地區的師訓機構，不同學校參考不同地區的課程、採用不同地區的敎科書，因而加強各校之間的交流分享，始終是提升敎學質素的一項良方。舉辦地理競賽，老師們固然有共同爭勝的目標，競賽的過程中亦有利於加強地理敎師間的聯繫，並為規劃下一步的資源分享計劃作好前期準備。 開展地理競賽為第一步，其後希望循歷史敎育學會的步履，整合眞正有助推動和協助敎學的資源，令鄕土地理教學能得以豐富、普及與落實。

圖片來源：http://www.ycwb.com/images/2008-08/17/xin_24080517092179626381.jpg (华南师范大学附中4名学生世界地理奥赛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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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4日 星期五

為甚麼要建鄕土敎育資源庫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5月03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今天，我想與讀者分享一下我們歷史敎育學會的工作。
澳門歷史敎育學會是一個由本澳大中小學敎師組成的非牟利民間敎育團體，以“推動本土歷史文化敎育，促進澳門敎育發展”為宗旨，成立以來分別與敎育曁靑年局、民政總署、澳門基金會、郵政局、澳門大學等部門合作，舉辦形式多樣的硏究、出版和歷史文化推廣活動。這些活動，能否喚起社會對本土敎育的重視，能否增強靑年學生對澳門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能否促進敎育與課程的本地化，能否推動本土意識的萌芽和發展，社會當有公論，我們不敢自吹自擂。
經過多年推動，很多前線敎師向我們反映，要進一步落實本土知識敎育，編纂傳統的紙本敎材已無法完全滿足千差萬別的敎學需要，而必須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電子敎學輔助資料。這些資料不僅要適合於學生“學習”，更要適合於敎師“敎學”；旣要滿足於不同程度、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需要，又能配合不同學制、不同學校課程設置的要求；旣要有傳統的圖文敎材，又要有現代化的聲像和視頻敎學資料。這其實一直也是我們的想法，而組織本地學者和敎育工作者合作開發“澳門鄕土敎育資源庫”，開放予全澳師生使用，則是化認知為行動，實現上述想法的不二法門。
主動提出一項如此大規模的工作，我們有過猶豫，有過退縮，但作為澳門歷史敎育的專業團體，為了方便會員老師的敎學，更是為了我們的敎育理想，我們的靑年學生，我們並無退路，我們也義無反顧。這或許有些語重，卻又是我們眞實的境況和想法。我們甚至天眞地認為，資源庫建置過程實質也是動員澳門文史科敎師整理澳門鄕土知識的過程，是一場自發的澳門歷史文化整理運動。 我們都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陶冶，作為敎育工作者，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懷抱着一種不好與人言說的“風骨”，這種東西在今天的澳門並不値錢，甚至有點礙事。但於我們來說，是任何情況下都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
我們知道澳門社團泛濫，申請公家錢的多，做公關表演的多，做實事的少，所以我們堅持不隨便申請資助，很多活動得靠老師自掏錢包。舉個例子，作為一個敎育團體，成立多年我們從未向敎靑局申請過資助。資助申請都可以透過政府公報查閱，騙不了人。我們雖然窮，但卻對得起澳門社會。
我們知道澳門社團是選舉，尤其是立法會間選的機器，從中衍生出許多有違社會公義的問題，所以我們的成立大會，第一項決議就是不參與政治選舉。
我們知道，出錢出力的文化敎育工作吃力不討好，但澳門就只有這數十位歷史老師，哪怕我們會員老師的敎學工作有多繁重，家庭事務有多繁瑣，大家卻不得不參與，不得不支持。 總之，我們知道對一個只有“風骨”，沒有資源的敎育團體來說，建置“鄕土敎育資源庫”有多困難，但我們仍要堅持且有信心經年以後，以又一實質成果呈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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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9日 星期一

孩子的困惑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4月19日澳門日報E06文化教思版
　一位喜歡搖滾音樂的初三同學向我抱怨，家人不讓他明年轉讀音樂學校，原因是讀音樂沒有前途。家人不支持老師也不鼓勵（喜歡搖滾的年輕人因為外型打扮，一般會容易被定義為壞孩子），最後他只好選擇自己不甚喜歡的理組。
　已經不是第一次有孩子向我訴說升學選科中興趣與現實的矛盾了。
　最近在一次會議中，數學老師反映高中A同學數學基礎太差，不明白為何他決心選擇理組，物理和化學成績也因為A同學的數學能力太差而受到影響。心裡暗想，A同學決心選擇理組，有可能是同儕效應，也有可能是他已定下未來目標，不管是任何原因，總應該尊重孩子的意願吧。何況，數學基礎差，就要被迫選擇文組嗎？這可對文組學生和文科老師絕不公平啊！難道學習歷史地理，就不需要基礎？要眞正學好地理和歷史兩科，需要掌握極高的分析能力同時博覽群書，這決不是數學不好就讀文組簡單的非此即彼關係，可是現實確有不少家長，甚至不少老師存有這種觀念，難怪澳門大多數學校都出現重理輕文的現象了。
　敎育的眞諦是什麼？台灣已故敎育家賈馥茗敎授曾言，敎育的眞諦就是敎人成人。進一步展開解釋就是成就學生，讓有不同才能的孩子都能得到適性的發展。
　最近比較關心職技敎育的發展，查閱一些資料後發現，台灣地區職技敎育漸有後來居上之勢，選讀高職的比例逐漸增加。一位台北高職學校校長向我說明，最近幾年由於高職學生升讀科技大學後就業情況比普通大學還要理想，雖然家長都會認為高職低人一等，卻還是願意把子女送到高職就學。
　因為讀不上普通高中，高職成為台灣家長的次級選擇，比例逐漸增加只因就業情況理想使然。在地球另一邊的芬蘭，高職與普通高中的學生比例更是六比四，可是初中學生升讀高中卻沒有基測分級，初中學生選擇普通高中還是職技學校完全因應學生的興趣和才能。同是實施職技與文法高中兩軌模式的台灣和芬蘭，前者只體現對學生能力的分流，後者卻以敎育的眞諦出發，以充分發展孩子的興趣與才能為依歸。
　當然，芬蘭等北歐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不同，難與亞洲地區直接比較，亦無必要照搬硬套，但芬蘭那種事事講求平等均衡的社會價値，那種沒有資優人人第一的敎育理念，相較我們這個重視階級階層的社會環境，這個不讓孩子輸在起步線上，爭入名校爭相補習就是怕孩子日後缺乏競爭力的社會，是否也應該停下想想我們所追求的敎育應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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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6日 星期二

社會捐贈與大學發展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4月05日澳門日報F05文化教思版

　　近年澳門高等敎育快速發展，私立學校崛起，公立學校壯大，政府對高敎的財政投入逐年增加。參考外地經驗，公立高等敎育的經費主要有三大來源：公共撥款、學費和社會捐贈。比較之下，澳門公立院校的開支，長期以來主要依靠公共財政撥款，社會捐贈在社會上沒有形成風氣，在院校裏沒有成為傳統，在校友眼中總認為母校不缺錢，皆因有政府支持。
　　2009年12月7日，有一宗新聞並沒有在本地社會引起足夠的關注：何鴻燊、謝志偉、王宗發及林金城發起創立“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並在成立之初即已籌得超過一千萬元的捐款。我個人以為，“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的成立，必將是澳門高等敎育，特別是澳門公立大學發展的里程碑，因為它標誌澳門開始有社會人士意識到需要建立起一套規範、持續、有效的社會捐贈辦學模式，以促進公立院校經費來源的多元化。及後，2010年2月9日再傳來消息，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向澳大發展基金會捐款港幣一億五千萬元，為基金會成立以來最大筆捐款。
　　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從無到有，不計今後日常的辦學營運支出，單是校園的軟硬件建設，就必須在三五年內耗資逾百億元，甚至數以百億元。遺憾的是，政府至今尙未公佈具體的預算。這樣一筆經費，對一個大國而言或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澳門這個微型社會來說，卻可能相當於政府一年的公共開支，比例不可謂不大。興建一所大學的新校區，花掉當地政府一年甚或更多的公共開支，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隨着澳門公私立高等院校擴充發展，類似澳大的情況將還有很多，這對培養澳門人才，促進本地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應該受到社會的支持；但長遠來看，如何建立起大學的社會捐贈制度，卻顯得非常重要。
　　早在2005年，世界銀行已有報吿指出，非公共財政資源的比例快速增加，成為世界高等敎育的財政新趨勢。在美國，高敎籌款稱為院校拓展（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是大學負責人的重要任務。在澳門，社會捐贈主要集中在學生的奬助學金和一次性的項目或工程上，佔整個院校的支出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沒有建立起恆常的捐贈和支出制度。
　　由澳大校董會主席謝志偉等人發起的“澳門大學發展基金會”所以要受到肯定，是因為它為大學的社會捐贈建立起了典範和制度。以澳門現時的經濟情況及澳大有中央大力支持的背景，只要澳大的負責人多加活動，或可在兩三年內募集得十億八億元的捐款。如果澳門的公立大學，每年能從社會籌集得上億元捐贈，我們當會明白，社會捐贈不應視為公共財政辦學的補充，而是促進大學自我發展和完善的重要保證。這是因為，政府一般不會因為大學有社會捐贈而減少撥款，大學可以因應自身發展的需要自由分配使用社會捐贈，對學術硏究尤有推動作用。
　　澳門的博企或是時候思考一下，在鉅額盈利之下，除法定向澳門基金會撥出毛收入1.6%以外，如何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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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2日 星期一

興趣與就業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3月22日澳門日報E08文化教思版
　　初三學生A同學向我查詢，說希望大學修讀與地理有關的學系，他特別對天文跟氣象有興趣，問我高中應選擇文科還是理科。
　　我向A同學說明：“與地理有關的學系，如自然地理範圍的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水文學以及大部份人文地理範疇的科系，在內地和台灣地區的大學裡均屬理科學系，你要是眞希望讀這些學系，考慮到升學考試的內容，你高中就必須選擇理科。”
　　“那麼，高中不就沒有地理了嗎？”同學有點失望。
　　“情況就是這樣，因為地理科是一個講究綜合、宏觀的科目，中學階段的內容大多要求同學分析要素、綜合評鑑，從學習方法的角度去理解，屬於文科思維。”我嘗試解釋。
　　“對了，你為甚麼有興趣修讀與地理有關的學科？”我反問A同學。
　　“首先，我認為大自然非常奇妙，有關天文的東西又那麼高深神祕，因此我希望有機會深入地認識它。我平時經常觀察發生在身邊的事物，特別是一些自然現象。”同學認眞的回答。“最要的是，聽說澳門有一個部門叫天文台，人工很高呢！”
　　我後來回應同學他應該選擇理科，以及跟他說明了內地那些學校有相關科系設置等基本情況。幾天之後，A同學說因為各種原因，最後還是選擇了文科，我就沒想向他追問了。
　　上兩星期，一個團體邀請我出席一個升學選科的活動，我被安排在下午的專場。當天活動出席者衆，靑年們忙於穿梭在不同的諮詢台間。我被問到的問題大致可總括為“興趣與就業”。這是畢業生普遍的疑問，究竟升學選科，應以興趣為先，還是就業主導？
　　這是一個非常兩難的問題，如果純粹以興趣主導選科，那個想讀天文學的A學生畢業後恐怕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但如只以就業為主要考慮，四年的大學可能並不快樂，甚至半途而廢。我在讀大學期間，就有不少同學到大二、三才發覺自己原來不想當老師而中途輟學，也時有聽聞其他學系的同學中途轉系。
　　我的意見是，興趣應是首要考慮。大學除了教曉你專業能力以外，還發展你的多角度綜合思考、宏觀分析問題、獨立和合作完成任務等高層次思維和能力。這是社會對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僱主除了專業能力以外對聘用僱員的基本考慮，況且大部份工作的專業能力可以在實際工作中學會。興趣影響動機，動機影響態度，態度決定能力，因此應以興趣作為選科的主要考慮。再者，我們身處在後工業的資訊時代，終身的職種越來越少，你所掌握的專業能力的更新消亡速度比你想像中要快，大學畢業只是入職較佳工作的最低門檻，最重要的，還是你要有終身學習、適應變化的能力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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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2日 星期一

舊居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2月22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小時候父母都要為口奔馳，而且工作時間長，沒時間帶孩子，兒時有一半時間在奶奶和外婆家度過。家中親戚甚多，單是堂表兄弟姊妹已近二十。每逢周日，大夥兒都會跑到外婆家中，大人們麻雀耍樂，小朋友們就在大宅前園、轎道嬉戲。大宅佔地四千多平方米，最高峰時曾有三百多住戶，不少住戶租齡達二三十年，因此彼此早已認識，每逢春節中秋等大時大節，庭園玩耍的小孩人數更足以組織數隊足球隊，熱鬧非常。
　　大宅有井數口，大人們為了安全起見，傳出不少可怕故事唬嚇孩子，說大宅過去曾有不少妹仔投井自盡，深夜更有白衣女子從井口爬出，古井成了孩子們禁足之地。最可怕的，要數那檐下掛有“榮祿第”牌匾的樓房，聽說古樓有一入口可直通大宅花園，但小孩們從未涉足，只能從轎道旁圍牆頂上的琉璃花窗中窺視，卻見花園燈光昏暗，陰森恐怖。
　　爸爸媽媽小時候就住在這裡，當時澳門百業待興，奶奶和婆婆兩家人各租大宅兩小板間陋室。奶奶一家七口，外婆一家九口老老少少連同其他幾伙人，全擠在那個稱作“日月光華”的樓房內，因此我父母各自的兄弟姊姊全都認識，爸爸和媽媽、小姨和姨丈等都是靑梅竹馬，後來生活條件改善了才逐漸遷出，最後剩下外婆和舅舅留下來獨租全層。到現在我仍然模糊記得，外婆靠在那個刻有“日月光華”牌子下面百葉窗前抽煙的樣子，和那塊我曾頭着地跌倒劃下凹痕的紅地磚，還有那兩檔在大宅門前兩旁的零食和理髮小店。
　　那座曾留下兒時記憶的大宅，就是剛修復公開展示的鄭家大屋。公開參觀的第三天，和弟弟帶着爸媽回到大宅，看看那個他倆童年生活的地方。正好在門前碰到文化局的陳副局長。陳先生知道爸爸曾在大宅住過，忙向他打聽從前大宅情況，向他介紹局方修復的過程細節，並帶我們走進老父也從未踏足的樓層，最後更領我們到仍未能對外開放的部份，那個爸媽曾居住的樓房——日月光華，弄得他倆興高采烈，向我們如數家珍般訴說童年往事。
　　參觀的當天，除了一些遊客外，還有不少如我爸媽般過去曾居住大宅的老住戶。可以想像，老人家回到他們曾度過數十年的地方，看到修復一新的大宅景象，回想當年的點點滴滴，是一件多麼令人高興的事情。幸好，大屋未有因為都市的急速發展而被拆去，畢竟大屋保存的不僅是一座歷史建築，而是一座曾有三百多戶人生活記憶的文化遺產。唯一可惜的是，現在的大宅似乎只剩下一副空殼，鄭觀應時期的文化內涵仍然有待豐富，三百多戶人的生活記憶卻逐漸流逝。大宅外觀的修復與人文內涵的保存，哪個才更迫切？

澳門文化局鄭家大屋網頁：http://www.wh.mo/mandari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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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忽然鄭家大屋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2月08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耗資四千多萬，維修八年的鄭家大屋終於對外開放了。這幾天，從新聞界、文化界、政治界到旅遊界、敎育界，以至社會大衆，大家一下子“忽然鄭家大屋”起來。開放的首天，鄭家大屋門前竟出現參觀的人龍，我從事導遊培訓和歷史敎育工作多年，從未見過這般景像，眞敎人振奮！
　　當然，我也知道，這種“忽然鄭家大屋”現象的背後，是另有原因的。特區政府於2001年接手鄭家大屋的業權，隨即展開修復工程和相關的硏究工作，一修就是八年。八年來當局多次承諾在某個期限前開放，但最終都無法兌現，以致鄭家大屋的修復問題近年一直成為議員的質詢對象，頻頻見報，為居民廣泛認識和關注。因長時間未能對外開放，使公衆產生好奇和期待，卒使澳門出現市民排隊參觀古蹟的熱鬧景象。
　　可以預期的是，本地居民在門外排隊等候參觀古蹟的現象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所以“忽然鄭家大屋”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讓全澳居民一起來關注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問題。
　　報載當局欲將鄭家大屋發展成澳門的鄕土敎育中心和愛國愛澳敎育基地，這種定位受到歡迎，是對歷史敎育學界多年訴求的一種回應，也符合鄭家大屋的歷史背景。但問題是，鄭家大屋八年修復的結果，只是搶救了軀體，卻遺失了靈魂。建築硬體的修復和歷史內涵的硏究應是同步進行的，但今天我們卻只見形體，不見精神，注定所謂的“鄕土敎育中心”和“愛國愛澳敎育基地”成為門面口號，短期內難以發揮出理想的敎育效能。
　　鄭家大屋的例子，其實就是澳門文物保護和利用的普遍現象：單體建築的硬件得到較好的維護，但建築背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卻備受忽視。這或許與澳門文物保護專責部門人員的專業背景有關，建築專業人士是文物保護的主要力量，但文物的保護和利用又不能單靠建築師來完成。應當肯定，澳門回歸十年來，大部分單體建築確實受到較好的修復和保護，但如何強化文化遺產的歷史硏究，使文物彰顯出厚實的精神內涵和獨特的歷史個性，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不可迴避的問題。
　　舉個例子，當學生、市民和遊客第一次走進鄭家大屋時，他們肯定會被屋內整潔、新淨、古樸、宏大的外表所吸引，並產生很好的建築美學享受，繼而知道這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的祖屋。但除此以外，我們還能提供更多的內容和資訊嗎？眞正進行文化旅遊的旅客不會滿足於此，有心利用鄭家大屋進行鄕土敎育的老師更不會滿足於此，社會對鄭家大屋的期待也絕不止於此！
　　“忽然鄭家大屋”或許正是我們檢討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政策的好時機，重硬體、輕內涵的文物導賞，只會“淺化”靑年學生的知識。本地許多學者長期積累了衆多澳門文化遺產的實物、圖片和文字史料，只要加強組織和動員，定能為澳門文化遺產的硏究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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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7日 星期三

恩師

文／黃逸恆
本文刊於2010年01月25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敎育是一份以人影響人的志業，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言傳外更重要的是身敎。不經不覺已為人師十載，回想這十年的敎學工作，雖不致於有作為、有貢獻，但自問已盡心盡力地想方設法敎好每一位學生。友人曾謂，敎師每天在做重複的工作，是世上最枯燥的工作之一。可於我而言，任敎師十年至今非但沒有感到半點怠倦，反而依舊堅持不斷反思敎學方法，更新敎學模式，改進敎學效能。我對敎育的熱誠，或多或少與中學至硏究所階段受多位恩師的影響有關。
　　1996年，受啟蒙老師影響，我選擇了升讀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系。黃勵知老師，她對學生從來都是循循善誘，對敎學工作總是全情投入，在她眼中每位學生都是最特別的。她總是相信，只要敎導得宜，再差、再懶、再壞、再沒目標的學生，都會有成材的一天。升大以後，每次回澳都會找機會探望黃老師，年過六十的她，久咳不癒，但踏上敎壇後，卻又精神奕奕、神態自若。她說不知怎的，久咳在敎壇上總會治癒。就是因為黃老師對敎育與學生的熱誠，使我踏上敎育的道路，選擇了敎育作為終身事業。
　　2000年，我自華師大畢業。喜獲母校聘任，正式成為中學老師，任敎高中三個年級。在母校任敎的三年間，因為班數衆多，一學年任敎兩級十一個班，使我在很短時間內已掌握了敎學內容，調整好敎學模式，敎學基礎得到很好的鍛煉。在母校任敎期間，最愉快的是與啟蒙老師共事的日子，每有空堂，我總會跑到黃老師的課堂，坐在最後面，將黃老師的課一一記下，並不時比較自己的課，檢討一番。成為一位人人景仰的老師，敎好每一位學生，啟迪每一顆心靈，黃勵知老師的敎育理念成為了我的榜樣。
　　除了黃勵知老師以外，初二李佐維老師的循循善誘、高二郭裕中老師的用心指導、高三李慕儀老師細心關愛，硏究所階段宮作民敎授的啟發和嚴格要求、單文經敎授嚴謹的學術態度和認眞投入的工作精神等……皆讓我時刻謹記育人之道貴乎用心，皆讓我時刻謹記不可有負他們的期望。
　　以上述者，相信與不少敎育同仁相似，決定踏上敎壇的敎師或多或少與敎導過自己的老師有關，個人經歷其實並無特別之處。記下這段文字，只為提醒自己要繼續努力成為稱職的敎師，影響更多的學生，更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影響別人。
圖片來源：http://imgs.ntdtv.com/pic/2008/5-11/p21062a5039448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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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2日 星期二

敎師職程的利益博弈

文／林發欽 本文刊於2010年01月11日澳門日報E07文化教思版
　　《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下簡稱框架），即坊間俗稱敎師職程的法規，從2008年2月1日推出諮詢已歷時近兩年，但仍未取得較一致的共識，令這個法規至今尙未能提交立法會審議。
　　在歷時兩年的討論中，各界先後提出具體意見，框架也幾易其稿（有些修改由當局透過傳媒宣佈，並未推出新的文字版本）。框架內容涉及面廣泛，諮詢期間衆聲混雜，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個新的意見見諸報端，即使是敎育界中人，如不經常跟進，也會開始認知模糊，難以掌握最新版本的內容。
　　出現此種情形，是因為框架的諮詢，實質就是一場政府、學校和敎師之間利益博弈的過程。三者有各自的角色、立場和利益，有時趨於一致，更多的卻是存在對立，甚至矛盾。《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顧名思義是為敎學人員而設，框架也開宗明義說目的是為了“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敎學人員隊伍，從制度上為敎師的工作提供切實保障和有效支援，提升敎師的專業素養”；但有趣的是，透過文獻回顧兩年來三方爭取話語權的過程，會發現“敎師”在這場博弈中處於弱勢地位。對大部分敎師來說，在諮詢過程中，聽的多，提意見的少；對框架的實質內容聽別人解釋的多，自我主動閱讀文本進而完全理解的少。所以，其實大部分敎師對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框架的內容和精神缺乏認識，或認識不深，自然難提意見，在諮詢中“失語”。
　　相反，學校在博弈過程中表現強勢，其意見往往直達政府最高層。而且，有些意見，到底是學校的意見，還是敎師的意見，或是兩者共同的意見，欠缺說明。
　　再看政府的角色，政治對它的影響，比專業對它的影響要大。有些本來明顯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條文，在政治壓力下卻被迫一改再改。政治干擾專業，勢必影響框架的質量。
　　隨着社會專業分工發展，敎育團體今後需要選擇其代表的是學校還是敎師。對整個社會來說，敎育團體敎育界代表的角色當然是清晰且無可質疑的；但從敎育界內部來看，學校與敎師，其實也是資方與勞方關係的一種存在形式，當面對勞資雙方出現利益對立時，敎育團體的角色就不好定位了。
　　例如，在框架諮詢問題上，當敎育團體提出政府應加大敎育經費投入時，其敎育界代表的角色是清晰的，學校與敎師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但當敎育經費提高了，需要向學校要求提高敎師的待遇時，敎育團體的角色就模糊了，因為在這樣的利益博弈中，它不可能同時代表勞方和資方說話。在這個時候，政府與敎師的利益，反而是一致的，即當敎育經費提高後，政府和敎師都希望學校提高敎師的待遇。
　　本篇短文不討論框架的內容，只是提出框架的諮詢應給予敎師更多獨立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機會，並分析“敎育界意見”，哪些是“學校意見”，哪些是“敎師意見”，哪些是“一致意見”。

圖片來源：http://pic.nipic.com/2008-04-29/2008429202938810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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